其實執法行為本身是一種合法的暴力行為，盡管行政執法的對象為升斗市民，需要規范的具體行為一般不是太惡劣、社會危害程度有限，于是必須要謹慎使用暴力，乃至不到萬不得已時不使用暴力，然而，執法本身的暴力屬性是不可能被改變的。以誠“收攤”，用誠意去摔破他人的飯碗，未必完全沒有效果，卻肯定不可能完全有效果，說完全有效果，基本為囈語，大約與提議警察不帶槍而帶喇叭去維持社會治安類似。

　　城管行為之所以如此不招人待見，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相關條文往往單純為部門意志、甚至是特定強勢人物意志的產物，過于蠻橫，過于武斷，過于吹毛求疵，基本不被公眾認可。即所執之法，被多數公眾認定為惡法，認定為不合理、不人性，便是偶爾做到了執法以誠，并執法成功了，一樣不會得到公眾認同，因為其執法的結果，終究沒有被認為是公平正義的。

　　現實之城管問題的源頭，是條文、規則是否合理的問題，脫離了這一問題，專門拿城管隊員的個人素質說事，不僅是推卸責任，且在根本上，是對于部門意志、強勢人物意志的維護。但凡有涉及城管部門或隊員的暴力行為發生，公眾之所以會不分清紅皂白將板子打在城管部門以及隊員身上，所特別強調的，就是條文、規則本身的不合理、不人性。

　　如是，立法以誠才是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立法以誠，則相關執法行為才是真正為了保證不同群體、個人的共同利益最大化而執法，才能得到越來越多公眾的支持，有效降低社會矛盾爆發的頻率與烈度，在特定的惡性事故中，即便在萬不得已之時，被迫使用了暴力，但凡能恪守嚴謹、嚴密之程序規定，也并非不能被理解。沒有立法以誠，本絕無可能有執法以誠。(許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