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丹鳳縣高中生徐梗榮8個月前被刑訊逼供,終于由此前的“民間傳聞”而成法庭認定。
徐梗榮死得很慘。傷痕累累,腹中無食——甚至沒人說得清,對這位曾經想考體育專業的強壯少年而言,究竟哪一處傷痕才是致命一擊。殺死徐梗榮的,是丹鳳縣的公安人員,以訊問的名義——這是此案最令人發指的關鍵所在。
更令人發指的是,丹鳳縣警察“作案”時的理直氣壯,甚至是不可一世的囂張。拘人而不通知家屬,居然聲稱“不通知你們是好事兒、通知了就是確實有事”;刑訊逼供之時,放話“我們既然把你帶來,就絕對不可能讓你出去了”——這樣的口氣,與黑社會老大無異,然而,它出自代表公權力的公安人員之口,令人瞠目。
如果徐梗榮沒有猝死,而是像他的另一個同學那樣被警察折磨受傷,以至于無法報考他心儀的體育專業,想必丹鳳縣公安習以為常的辦案手段,還將延續下去,這個可怕的蓋子,也仍然在囂張的氣焰中繼續被死死地捂住。
那么,在全國,究竟還有多少個“徐梗榮”在刑訊逼供中苦苦掙扎?
徐梗榮早已不是孤例!究竟還需要多少鮮血和生命,才能終止刑訊逼供,終止“徐梗榮”們的枉死?
刑訊逼供之毒害,在司法界和領導層,并非無人洞悉。早在2005年,以糾正刑訊逼供為重點的專項偵查監督活動,就曾是最高人民檢察院部署的年度重要任務。在今年春在京召開的人權研究與人權教育座談會上,就有專家痛心疾首地談及我國羈押制度存在嚴重漏洞,一些看守所“牢頭”“獄霸”猖獗,內部管理松散,遭羈押人員人權保障現狀堪憂。
是的,人權教育!首先應當接受人權教育的是誰?從徐梗榮等人的枉死來看,是公檢法人員,是公權力的執行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人民警察不得有“刑訊逼供或者體罰、虐待人犯”的行為。法律如此明晰,何以刑訊逼供在各地屢有發生?
難道相關執法人員都是法盲,需要進行普法宣傳?恐怕未必。關鍵可能在于三點:第一,刑訊逼供在斷案中十分“有效”,犯罪嫌疑人“招了”,案子于是告破,豈非皆大歡喜?據說毛澤東早在70年前就說過,“堅決廢除肉刑,重證據而不輕信口供”。然而找證據多麻煩,一打就招多省事兒,無需任何技術含量及智力含量。第二,是刑訊逼供的風險成本不大。一般而言,只要稍微拿捏好分寸,別把人整死,一般不會東窗事發。不是逼急了,誰敢向警察叫板呢?這樣的心態在一些“不法”的執法人員中,頗為普遍。失去限制和監督的權力,幾乎是必然地滑向“不法”的深淵。第三,執行公權力的一些人心中,人權概念極為淡漠,視草民如草芥,警察是天,百姓是地,更不要說被他們猜疑的“犯罪嫌疑人”。中央三令五申,要以人為本,要致力于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于他們都輕如鴻毛。
根治刑訊逼供,也要三招制勝:斷案重證據不重口供,凡刑訊逼供者堅決依法懲治,在公檢法人員中嚴肅開展人權教育。 (李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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