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體調查顯示，有56%經濟學家和企業家認為當前經濟面臨明顯的通脹預期，如果不調整最低工資標準，部分低收入勞動者的基本生活將會受到影響，“窮忙族”將會增加。另外，近期關于提高GDP中居民收入比例的討論也日益熱烈。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勞動關系系主任喬健呼吁“解凍”最低工資標準，提高低收入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共享社會經濟發展成果。

　　受經濟危機影響，我國經濟增長放緩，為幫助企業渡過難關，穩定就業，2008年11月17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通知，要求暫緩調整企業最低工資標準。時隔一年多，由于我國政府宏觀經濟政策措施得力，目前我國的經濟已得到初步恢復。從今年第二季度開始，我國經濟明顯回升，當季GDP同比增長7.9%；第三季度增長8.9%。同時，三季度我國企業家信心指數回升至120.1，比二季度提高9.9點。在這種背景下，政府應恢復企業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制度，鼓勵有條件的地區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提高低收入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共享社會經濟發展成果。

　　記者調查全國各地的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門網站發現，2008年我國有將近一半的省份沒有調整最低工資水平。與此同時，2008年的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上漲5.9%，漲幅比2007年提高1.1個百分點。雖然2009年前三季度CPI數據與2008年同比有所下降，但是居民感受到的仍是物價不斷上漲。國家統計局指出這主要是2008年價格指數增長過快，基期指數過高的影響，同時也承認居民消費計算方法存在一些缺陷，致使某些方面居民消費真實水平反映得不太夠。

　　另據央視《經濟半小時》欄目近日的問卷調查顯示，有56%經濟學家和企業家認為當前經濟面臨明顯的通脹預期，但通脹還并未到來；另有33%認為通脹趨勢已經形成，目前我們正處于通脹之中。經濟學家成思危表示，如果人民群眾收入的增長超過了通貨膨脹率，那么通貨膨脹并不會給人民群眾帶來實際的損失。因此，在這種背景下，重啟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尤為必要。

　　對此，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勞動關系系主任喬健副教授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員工工資水平主要由勞動力市場供求競爭決定，然而由于種種原因，目前我國普通勞動者及其工會組織缺乏對企業必要的議價能力，部分企業確定員工，特別是技能要求較低的員工薪酬水平時主要參照的是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最低工資制度作為目前政府調控企業工資水平底線的唯一手段，如果連這一手段都被擱置，部分企業將通過壓低勞動者工資的方式獲取超額的利潤，將使部分低收入勞動者的基本生活將會受到影響，工作中的窮人將會出現和增加，進而使勞動者參與就業的積極性受挫，進而影響社會和諧穩定。同時由于勞動者的購買力低下，不利于擴大消費、拉動內需，對經濟發展也會產生負面影響。從長期發展的角度，應將工資集體協商從企業提升到行業層級，以之推動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以實現共建共享。

　　針對“解凍”最低工資調整可能影響經濟發展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中國勞動關系學院講師李洪堅博士認為，從國際經驗來看，沒有一個發達國家的持續經濟發展和繁榮是依靠壓低勞動者工資來維系的，相反依靠的是高工資形成潛在的壓力，促使企業和國家提升低收入者的勞動技能，促進科技創新能力及社會生產率水平的提高，進而提升國家的經濟實力和社會福利水平，在這一過程中，低收入群體將獲得更多的收益。從發達國家應對危機的經驗看，由于選舉的制約，一般不會采取壓制勞動者收入的方法為企業“減負”，而是通過分類指導、特別扶助和減稅的手段給予企業支持，這些做法值得我國參考。

　　針對提高最低工資可能會增加困難企業負擔，對就業產生負面影響的問題，李洪堅博士指出，最低工資對就業的影響在學界是有爭論的，提高最低工資會對就業產生負面影響并沒有充足的理論和經驗研究支持。但是，據報道，在發達國家工資一般占企業運營成本50%左右，而在中國則不到10%。在這種背景下，如果我們的企業仍需要長期通過壓低普通勞動者工資來才能維持生存，說明這些企業的管理和技術水平低下，政府繼續支持其生存將會對社會資源造成浪費，也不利于市場的正當競爭，還可能增加國外針對我國的反傾銷提案。因此，通過這類企業促進就業并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這樣的工資水平已經不能滿足勞動者基本的生活需要，更不用說促進勞動者的全面發展和分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了。

　　據了解，我國現行最低工資制度《最低工資規定》自2004 年3月1日起正式實施，該規定明確指出各地區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要調整一次，考慮城鎮居民人均生活費用、職工平均工資、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因素確定。然而，各地政府出于招商引資，促進經濟增長等方面的考慮，在提高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積極性并不高，部分地區部分年份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低于物價和社會平均工資的增長，更遠遠低于同期經濟增長速度。 (記者 張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