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7年發表博文《又有一群“狗日的”跑了》開始，周立太一直沒有停止對不講誠信的農民工的譴責，說起差不多500萬元的律師代理費無法收回，他連用了好幾個“寒心”來形容自己的感受。1月17日，剛剛出版首部個人傳記《從底層滾出來：文盲周立太何以名值千萬》的周立太做客深圳勞務工博物館大講堂，在近兩個小時的演講中，他用了四分之一的時間來說拖欠他律師費用的農民工是“不守規則”的人，但他隨后又表示，“死了也要為農民工打官司”，原因是，“為農民工維權猶如炒股票，我被套牢了”。

　　深圳勞務工博物館位于農民工聚集地寶安區石巖街道，“我為什么來到在石巖的勞務工博物館搞講座？因為十多年前，我在深圳接的第一個勞務工案子就在石巖。”周立太用鏗鏘有力的重慶口音開始了他這場主題為“勞務工維權的喜與憂”的講座。這場講座吸引了附近100多位農民工到場聆聽。

　　周立太被稱為“農民工律師”有兩層意思，一層是說他多為農民工打維權官司，另一層則是他自己的農民工的身份。出生于重慶市開縣五通鄉一個農民家庭的周立太，僅讀過小學二年級，1980年至1983年期間他曾在湖南省安鄉縣的一個磚瓦廠打工，打工期間自學法律，1986年取得律師資格。

　　從1996年5月1日到深圳辦理第一個農民工工傷賠償案件，周立太和他的律師事務所先后受理全國各類農民工維權案件一萬多起，而讓周立太名聲大噪的是在2001年他代理吳雪等56名中國女工被韓國企業老板非法脫衣搜身的案子。

　　然而，周立太絕對算得上是個充滿爭議的人物，2007年，一篇題為《又有一群“狗日的”跑了》的博文，讓周立太站在輿論的風口浪尖。為農民工鞠躬盡瘁維權的他，反過來又罵拖欠律師費用的農民工為“一幫畜生”。3年后的今天，他仍然在公開場合重提這篇文章，強調這些農民工是“不守規則”的人。

　　他用略帶憤怒的口氣，舉了個最近發生的一個例子，青海省的一個農民工輾轉深圳、重慶等多個城市找到周立太打一個維權官司，勝訴后，法院判資方賠付了68萬，但拿到錢的這個農民工卻沒有支付分毫律師費，“我們的人去青海收錢，他反過來組織當地人打我們。”

　　“周立太僅僅是個律師，不要把周立太神話了”、“在網上找得到關于我周立太的幾萬條新聞，但在銀行卻找不到我周立太的一分存款！”兩個小時的講座，他花了近半個小時來表達自己對這一現象的憤怒和無奈，激動的時候甚至飆出幾句地道的重慶臟話。

　　周立太解釋之所以出現此種情況，客觀原因是對農民工的賠償金多直接打入其賬戶，但農民工最大的特點就是來自天南地北，一些人收到賠償后就跑掉，讓他無處討債。而更深層次的主觀原因是農民工群體缺乏一種合約意識。“我曾經說過，農民工社會是一個游民社會，這是一個不講規則的社會，這么多年來，我最大的一個愿望就是農民工必須講規則。”

　　他甚至苦口婆心的分析不講規則的危害性，認為這不僅影響了社會整體的法治進程，還挫傷了律師給農民工打官司的積極性。“這樣的社會是不和諧的，讓人寒心的。”

　　既然如此寒心，是否想過不再為農民工維權呢？周立太話鋒一轉，堅定的說“到死也要為農民工打官司。”如此堅定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對農民工容易被傷害以及維權之難的切身感受，另一方面，周立太表示為農民工打官司猶如炒股票，“被套牢了。”

　　從1996年第一個農民工案子開始，周立太在15年接手了上萬個農民工案件，這讓他有種“騎虎難下”的感覺。案件一樁接一樁，找上門的農民工從未斷過，每一樁勞動爭議仲裁及訴訟案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今天張三跑了，并不代表沒打完的李四會跑。一個案子在訴訟過程中，又會有新的案子出現，一環扣一環，一樁又一樁，停不下來。”

　　講座中，周立太還提到，金融危機對以出口為主導的珠三角經濟有較大的影響，直接體現在大量企業倒閉，但他認為無論如何也不能損害農民工的利益。雖然總的來說，深圳在勞動合同簽訂、社保等方面做得比較好，但對金融危機中出現的損害農民工利益的新現象要引起注意，包括企業不再支付加班費，不按時繳納社保致使農民工被迫辭職，而且，一些企業倒閉后，政府墊付了部分員工工資，但在后期財產拍賣處理時并未充分考慮農民工的利益。

　　講座結束后，勞務工博物館主任寧建文向記者透露，博物館正在與周立太協商，想把他多年積累下來的案子做成展覽，如果資金充足，館樓還專門拿出一層來做展室，目的是為更多的農民工維權提供案例參考。對寧建文的這一動議，周立太甚是興奮，他說，如果這一想法能實現，“不僅會震驚中國的，更會引起世界的關注”。(李潔茹 記者 武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