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民間糾紛的調處上,普通群眾比黨政干部、法官更有優勢”
在鄭州市中原區須水鎮,有李某兄弟3人。父母去世前留下3間房子,三兄弟一人一間,共同居住。后來,老大和老二在外面有了新房,3間老房就由老三一人使用。
2008年,老房子因故要拆遷,于是便產生了一筆數額可觀的補償款。老大和老二提出,房子屬3人所有,補償款應由3人平分,但老三不同意。老三認為,兩個哥哥都比較有錢,在外面也都有了新房,就自己沒有,并稱父母在去世前說過這3間房子歸自己所有。老二則提出,當年為父母辦喪事花了3萬多元,都是老大和老二出的,如果補償款歸老三一人,他就應該分攤當時的喪葬費。三兄弟為了這件事情準備打官司。
這時,和三兄弟同村的“社會法官”李國民主動上門調解。他分別找到經濟條件好的老大和老二做工作:“你們兄弟3個,老三最窮,原來還有個老房子住,現在拆遷,雖說有補償款,但是別說是3人分,就算全部都給老三,他蓋好新房錢基本上就沒有了。再說,老三一直跟著你們父母,你們長期不在家,好多事兒都是他幫老人干的,這些能用錢來算嗎?你們倆都不缺那點錢,還在這兒爭來爭去,真的忍心讓老三連房子都住不上?”
一番勸說,老大和老二都有了愧意,紛紛向李國民表示,不再向老三要補償款,并答應如果老三蓋房子錢不夠還可以借給他。一場既花錢又傷感情的官司不用打了,兄弟3人瀕臨破裂的感情又和好了。
“如果這個事情由法院來處理,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很難達到有機統一。”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研究室法官分析說,“這個案件法律關系簡單,但實際情況比較復雜。單從法律角度看,房屋屬3人共有財產,應由三兄弟平分補償款,但是一旦平分,會讓老三無房居住,生活困難;如果判定補償款全歸老三所有,又違背了法律規定,侵害了老大和老二的合法權益。而由熟悉三兄弟情況的德高望重的‘社會法官’出面調解,既避免了‘一場官司十年仇’等情況的發生,又使問題得到根本解決。”
也正是基于對像李國民這樣德高望重的民間人士能力的認同,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張立勇明確提出要求:“在‘社會法官’的選任上,一定要選出在當地群眾中有較高威望而且愿意給老百姓辦事、有能力解決問題的普通群眾擔任‘社會法官’,比如當地的退休干部、退休教師、老模范、老支書等,但一般不選現任的鄉鎮干部擔任‘社會法官’。”
“在很多民間糾紛的調處上,普通群眾比我們的黨政干部、法官更有優勢。”張立勇說,“首先,‘社會法官’在當地群眾中有威望,同樣一句話,由他們說出來可能比其他人說出來效果更好。其次,‘社會法官’往往在當地生活了幾十年,對當地的風俗人情了如指掌,一次糾紛表面上可能是因為一件小事而引起的,但實際上兩家的恩怨由來已久。‘社會法官’能更準確地找到糾紛的癥結,從根本上化解糾紛。最后,‘社會法官’調處糾紛的方式更靈活,對于一起糾紛,他可以隨時化解,很多時候喝著酒、聊著天就把問題解決了。”
“‘社會法庭’彌補了法院調解‘柔性’不足和人民調解‘剛性’不夠的缺陷”
“社會法庭”與老百姓“見面”后,首先得到了不少糾紛當事人的認同和支持。同時,因為能幫助解決一些信訪問題,“社會法庭”也很快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此外,一些專家、學者也對“社會法庭”表示贊同,認為它具有創新價值,是法院對客觀需要的正確認識。
但質疑的聲音同樣存在。有專業人士指出,人民調解制度在我國早已建立,河南“社會法庭”的工作性質、工作方式和人民調解機構基本一致,等于是在法院系統內又建設了一套基本相同的人民調解機構。
對此,張立勇表示,與人民調解相比,“社會法庭”首先由當事人隨機選出他們信賴的“社會法官”,甚至雙方的親朋好友也可以參與進來,使糾紛解決主體和客體高度契合,能夠對解決糾紛的社會資源進行有效整合。其次,“社會法庭”不僅通過嚴格的選任程序把當地真正威望高、品行好、經驗豐富的群眾推選出來,更可以通過賦予這些群眾“社會法官”的光榮稱號,使其民間威望有了司法支撐,在調處糾紛時的底氣更足,權威更高。第三,人民調解組織一般依行政村設置,處理社會糾紛的范圍較窄。而“社會法庭”依鄉鎮設置,對于鄉鎮范圍內的村內及跨村糾紛,“社會法庭”均可參與調處,且適宜調處糾紛的類型也明顯增多,除了常見的家庭糾紛和鄰里糾紛外,人身損害賠償、用工合同、勞資爭議等糾紛也可交由“社會法庭”處理,調處糾紛的范圍更大。
“‘社會法庭’彌補了法院調解‘柔性’不足和人民調解‘剛性’不夠的缺陷,取二者之所長,補二者之所短,整合比人民調解更廣泛、權威的民間力量,采取比人民法庭更簡便、靈活、實用的調處手段,是我們探索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新途徑、新突破。對此,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和河南省委的領導同志都對我們的‘社會法庭’工作給予了高度關注和充分肯定。”張立勇說,“只要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不變,只要當前的社會形勢沒有發生大的轉變,只要大量的社會矛盾糾紛依然存在,‘社會法庭’就有其存在的重要價值。任何一個新生事物的出現,任何一項改革措施的出臺,都有一個被社會認識、被實踐檢驗的過程,但只要人民群眾需要它、支持它,它就會有旺盛的生命力。”
本報鄭州1月22日電 記者 韓俊杰 實習生 段艷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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