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工作、沒有住的地方，他們就會走。那種認為戶籍放開、大城市就會人滿為患的情況不會出現，因為現在該來的都來了，只是法律上不承認而已！”多名受訪專家指出，戶籍改革不能再停滯不前了，但單純放開戶籍意義不大，逐步剝離附加在戶口上的勞動就業、教育培訓、住房待遇、生活福利以及社會保障權益等功能，降低戶籍“含金量”，比放開戶籍登記更重要。

　　一個城市戶籍上到底捆綁了多少利益？河南籍來京農民工劉永全給《經濟參考報》記者算了一筆“戶籍賬”，按他的算法，一個北京戶籍上綁定的顯性經濟利益竟超過百萬元！盡管我國的戶籍制度多年來基本沒有改變，但在改革開放30年間，城鄉間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已經對戶籍制度形成了較大沖擊和挑戰，戶籍制度管制城鄉勞動力流動的功能明顯弱化。然而依附在戶籍制度上的種種福利待遇，卻如一道道“隱性戶籍墻”，將大量有落戶需求的外來人口阻隔在城市之外，延緩了城鎮化戰略推進。

　　戶籍利益幾乎涵蓋所有公民權益

　　河南籍來京農民工劉永全的這筆“戶籍賬”是這樣算的：如果我的孩子在北京上學，按目前農民工子弟學校小學600元/學期、中學1000元/學期計算，僅9年義務教育階段我就能節約13200元；如果能像北京人一樣參加“一老一小”醫療保險，每年交100元就可以獲得最高17萬元的大病醫療保障；如果我暫時找不到工作，我們全家四口將獲得北京市每月300多元的低保金，按近10年來每年我失業2個月計算，我將獲得政府12000多元的補助；最為優惠的是，如果我申請到一套90平方米的經濟適用房，按北京五環路內房屋均價接近2萬元/平方米，賣了房我至少能獲得80萬元，那對我是一個天文數字！

　　而事實上，一些因為社會制度造成的隱性利益，劉永全還沒有看到。2009年，河南與北京的“一本”高考分數錄取線文科相差20分，理科相差60分，而北大、清華等一流院校每年在北京的招生指標有數百個，在全國除上海外其他省市的招生指標不過數十人。今年2月，天津市投入40萬元購房即可獲得藍印戶口的政策宣布后，焦點房地產網在網民中做過一個訪問。當問及“您辦理藍印戶口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什么？”82%的網友選擇了“子女上學”。

　　在長達50年的時間里，戶籍政策構筑了“農業戶口”與“城市戶口”在實際利益上的不平等，兩種戶口成為差別化分配各種利益的最直接標簽。

　　三農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溫鐵軍說，非農業戶口在各項待遇上明顯優于農業戶口。在改革開放前，城市人口靠國家財政補貼享受到從出生到死亡的各種保障制度，城鎮每安排一個人就業和生活需花費3-4萬元，而占人口80%的農民一直與這種制度無緣。改革開放后，仍然持續的城鄉二元體制進一步強化了“城市戶口”附著的利益，從社會保障到教育、醫療、公共服務，“戶籍利益”幾乎涵蓋了所有公民權益。

　　城鎮化進程中的不公平

　　戶籍專家、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說，1958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及配套制度，區 分 了 “ 農 業 戶 口 ” 與 “ 城 市 戶口”，為限制農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詳細的制度安排，內容包括常住、暫住、出生、死亡、遷出、遷入、變更等7項制度，在城市與農村之間構筑了一道高墻，城鄉二元結構從此在我國根深蒂固。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當前人口的宏觀調控和管理仍以戶籍人口為準，導致一定程度的管理“失效”，上海等部分大城市的戶籍人口出現了零增長或負增長，但是城市人口的實際規模卻在膨脹，這說明戶籍制度不足以反映當前城市人口實際情況，顯性的戶籍“壁壘”已不再構成城鄉勞動力轉移阻力。

　　隨著我國市場化和城鎮化的推進，越來越多的農民有了進城務工的機會。據國家發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統計，全國已有1.4億流動就業的農民工。胡星斗認為，城市對農民工經濟制度上的接納和社會制度上的不接納這一矛盾導致了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最大不公，改革開放至今，城鄉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擴大，最關鍵的原因在于戶籍制度基本上沒有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