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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么是傅瑩

　　傅瑩很喜歡英國首相丘吉爾自傳中的一句話：沒有勤奮就不可能有聰明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劉俊發自北京 1985年，傅瑩經歷了人生的重要轉折——作為早期少數公派到英國的幸運兒，到肯特大學盧瑟福學院(Rutherford College)深造，獲國際關系碩士學位。

　　這段經歷對傅瑩影響至深。在一次演講中，傅瑩回憶說：“我至今仍得益于在肯大養成的嚴謹、扎實的治學態度。更重要的是，這是我第一次在西方國家生活，有機會與英國人民和其他國家留學生進行個人層面上的交流。”

　　誰影響了她

　　那時，中西方人生活在迥然不同的環境中，但傅瑩在肯大體驗到，在人的內心深處，人類的本性是共通的。“我認識到，人類的共同之處遠遠大于差異，完全可以通過相互接觸和交流加深人民之間的精神紐帶，而不應在敵對意識形態的面具下相互排斥。這也與中國古代哲學倡導的‘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不謀而合。我對普世的人性有了信心。”

　　在肯大的學習更堅定了傅瑩在不同觀點之間找到交匯點的決心。無論是在參與80年代末解決柬埔寨問題的和談中，還是在本世紀初推進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的努力中，這一決心幫助傅瑩在棘手的談判中悉心尋找利益的匯合點，提高談判能力，打開局面。

　　傅瑩很喜歡英國首相丘吉爾自傳中的一句話：沒有勤奮就不可能有聰明。當丘吉爾還是后座議員時，這位聰明的年輕人已經在下議院中脫穎而出。每次在議會發言，哪怕只是提一個2分鐘的問題，丘吉爾都會花上幾個小時甚至幾天的時間在議會大廈走廊的圖書架上查閱大量資料，研究事情的背景。這對傅瑩很有啟發。直到今天，她對自己做的每一場演講和接受的每次采訪都精心準備。

　　思辨的個性或許也受父親的影響。傅瑩的父親阿民是內蒙古有名的文化人，曾任內蒙古軍區宣傳部副部長，對哲學有較深的造詣，曾在馬列學院就讀。由于文革時受到迫害，阿民的余生一直病床上度過，澳大利亞《時代報》資者Nicholson記錄了這段鮮為人知的往事：“當1978年，傅瑩進入外交部后，每個周末，她都乘火車從北京到呼和浩特，在那里和父親在醫院呆上一天。”

　　在1977年從北京外國語大學畢業之前，傅瑩和所有血脈噴張的同齡人一樣“上山下鄉”，當時，她被分到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廣播站放電影。回想起這段痛苦的經歷，傅瑩卻覺得這是人生最寶貴的財富，“鍛煉了我能夠吃苦、堅毅，而且做事情能夠不計較得失，能夠敢于奉獻。”

　　進入外交部后的道路并不平坦。耕耘20年后，她才第一次被委以大任——1998年11月，傅瑩被任命為中國駐菲律賓第八任大使。她成為中國第一位少數民族女大使，也是中國最年輕的女大使。

　　大國背景

　　如果不是2008年4月的那篇文章，或許沒有多少人知道傅瑩是誰，她很少接受過國內媒體的專訪。“傅瑩的原則是對外高調，對內低調。”一位接近她的中國記者說。其實，在國內，她也曾相當高調——以“阿瑩”為筆名多次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在黨校學習期間還有一篇論文《韜光養晦與外交實踐》被評為優秀論文。

　　但她沒有想到，多年后，一個美國學者“不知道出于什么動機”，將“韜光養晦”翻譯成：“咬緊牙關、等待時機”。“不難想像這將如何為‘中國威脅論’推波助瀾。”在一次演講中，傅瑩想借此告訴英國的精英們：“語言障礙可以是影響理解的重要因素。”

　　弱國無外交，時勢造英雄。“只有個人作用，沒有整個國家的發展也是不行的。”中國前駐法大使蔡方柏認為，傅瑩的文章能登上英國主流媒體，說明中國的發展和強大，西方是不能忽視的。

　　2005年12月，傅瑩打破了參加墨爾本礦業俱樂部午餐會人數的記錄，當天，550多名參加宴會者，都是來聆聽她發表《今日中國及其與澳大利亞的關系》演講。坐在返回酒店的汽車里，她思緒萬千：“在從事外交工作的20多年里，我從未像今天這般強烈地感受到，中國的聲音在國際上有這么多人認真聆聽，推動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有今天這般廣闊的空間。”

　　中國的崛起需要新的外交，而中國新生代的外交人員也在這個時代應運而生。傅瑩并非這個行列中惟一的代表，但肯定是最杰出者之一。

　　傅瑩經常講，公共外交要實事求是，要早說話，要多說話、說明白話。但與此同時，樹立個性化、人性化的話語系統，在對外交往中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這不僅要講究技巧，而且要有適合國際主流社會的思維習慣、語言習慣和表達習慣。”長期關注中國外交的新加坡《聯合早報》時事評論員杜平認為，從中國這些年來的情況看，真正了解外國媒體和民眾的官員還是太少。不用說西方人，就連天天生活在中國的民眾，大概都無法接受那種幾十年不變說話方式和語言。(宋魯鄭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