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連續參加了2004年以來7個中央一號文件的起草工作,對我國近年來的農業農村工作一定感受很深。這幾個中央一號文件給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陳錫文:有兩點深刻的印象,一是中央講的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絕不是一句空話,通過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農村的改革發展每年都有新的舉措,每年都有含金量很高的政策出臺;二是每年中央都把一號文件定位于指導農業農村工作。這實際上就是一個風向標,一個明確的政策導向,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把抓好“三農”工作放在突出的重要位置。中央對起草2010年一號文件的要求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農業、農村、農民的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將決定我們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能力,也是一系列政策能不能真正發揮作用的基礎支撐。所以大家對起草第7個中央一號文件的認識很一致,各方面都認為必須寫,這是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三農”工作的標志,是個導向。
從2004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開始,每一年出臺的政策,對農民和中國而言,很多是“驚天動地”的。我這里舉幾個例子。2003年年底我們起草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時,中央明確提出,一是降低農業稅稅率,而且在黑龍江和吉林進行全部免除農業稅的試點,到2006年,延續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就全部取消了;二是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還出臺了種糧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機補貼這三補貼政策,后來這些補貼進一步擴大。這些政策出臺前還有爭議,但出臺后效果之好超乎想象。2004年增產糧食775億斤,使那一年成為歷史上增產量最大的一年,把糧食緊張的局面一下子緩解了。
這幾年補貼項目、范圍、規模不斷擴大,以后又加上了農業生產資料綜合補貼,現在叫農業四補貼。一開始是三十幾億元,一路加到去年達到1230.8億元。很多政策出臺時不說是“石破天驚”,也是出乎很多人預料。例如2005年出臺農村義務教育“兩免一補”政策,現在有1.4億農村學生全都接受免費義務教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籌資標準一開始是每人每年30元,隨后很快就增加到50元、100元,現在已經到120元。
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剛開始時有人覺得,農村搞低保怎么搞得起啊?黨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果斷決策,2007年一出臺就全覆蓋。到去年年底,已經有4600萬農民納入低保,月均補差額近60元。2007年曾經提過要搞農村新型社會養老保險。當時還有人擔心農村有1億多老人,能否發得起錢。但2009年就推出試點了。這些政策出臺是不容易的,不僅是財力問題,更是觀念問題。中央出臺這些政策后,每年都在強化,今年的大部分政策是屬于進一步加強,好政策要延續,但也有不少政策是新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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