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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會落幕，官員們的表現褒貶不一，有的部長被錄音筆堵到下巴仍微笑作答，有的地方官員反問女記者：“你是哪個單位的？”

　　在我們這里，官員對記者打官腔早已司空見慣。再看看西方官員，你就會發現，中國官員面對媒體時，對話的技巧還很欠火候，至少跟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地位很不相稱。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官員真正“學會對話”，不僅事關自身形象，也關系著國家形象，以及是否可以讓本地區老百姓生活得更有尊嚴。

　　中國官員對話技巧待提高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劉俊發自北京 各級官員被記者們圍住“逼訪”，已成為每年兩會一道風景。剛剛落幕的今年兩會，與往年相比，中國官員們的整體表現更加謙恭、自信。

　　人民大會堂北門是部長們的必經之地，面對“長槍短炮”的圍堵，多數部長總是面帶笑容，耐心作答。話筒、錄音筆甚至堵到了衛生部長陳竺的下巴，他幾度停步，40分鐘只走了10米。有人趁安保人員不注意越過紅線圍堵工信部長李毅中，他不慌不忙，從容應對。

　　部長們面對記者提問時的這份豁達，令人欣慰。但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某省官員卻反問一位女記者：“你是哪個單位的？”

　　此語一出，滿座皆驚。

　　這話聽上去怎么那么耳熟？沒錯。在第十一屆全運會跳水比賽上，當有記者詢問“冠軍內定”問題時，周繼紅曾發出過同樣的反問。

　　人生下來就要學對話，但怎樣對話，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卻成為了中外官員都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官話套話“享譽”中外

　　四平八穩，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內容似乎很多，卻是套話多，宣傳多，這是中國官員留給外界的普遍印象，官場內亦不乏反感者。

　　兩會分組討論，代表委員往往強調“形勢一片大好”，廣州市政協主席朱振中委員很不“合群”，偏偏炮轟地方領導套話連篇，8分鐘贏來9次掌聲。“千篇一律的會議和生搬硬套的官樣文章，被群眾戲稱‘常說的老話多、正確的廢話多、漂亮的空話多、嚴謹的套話多、違心的假話多’，形式越搞越繁瑣，就是落實不了。”

　　如此高高在上的心態，面對記者提問，怎會不官腔十足？

　　去年兩會，財經網記者問某全國政協委員、省部級高官“你怎么看待官員財產公示制度”，該官員的回答令人哭笑不得：“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財產。”

　　鄭州市一塊經濟適用房用地被開發商建了別墅和樓中樓，中國之聲記者采訪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他反而質問記者：“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

　　有的官員直接跟中央媒體叫板——“我是管文化的，你敢在新華網曝光，我就叫他關閉”，“人民網算什么東西？那是電子垃圾，人民網記者都是混蛋”。此類回答均被網民收入“中國最牛官腔”。

　　到了國外，中國官員雖不至這么牛氣沖天，但在接受外國媒體采訪時依然一套官方語言，非字斟句酌不開口。

　　本報前駐日內瓦記者梁業倩回憶說，在日內瓦的一些國際會議上，中國官員認為一切媒體報道都會被等同于官方表態。但其實，西方官員常常聲明這是他的個人觀點，不代表官方，然后即可輕松地接受記者采訪。如果個人觀點與官方看法有分歧，或引起媒體另類解讀，他會聲明是記者報道有誤，把責任都推給媒體。

　　甕安教訓

　　平常對國內媒體的態度尚且這般，一旦遇到突發事件，一些地方官員們更是手足無措。

　　以甕安事件為例。從甕安三中女生李樹芬死亡停尸河邊的2008年6月22日到28日，是甕安事件的醞釀期。在7天時間里，流言四起。縣委、縣政府負責人對此卻懵然無知，出現“全縣人民都知道，縣委書記卻不知道”的尷尬局面。6月28日，3萬名群眾聚集在政府大樓前，而此時，地方黨政一把手竟然沒有到現場，最終釀成群眾打砸燒政府大樓的慘劇。

　　直到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的出現，局勢才出現明顯扭轉。6月30日，石宗源到訪甕安，深入現場，聽取農民、人大代表、中小學老師等社會各界意見，并給他們鞠躬道歉：“今年(2008年)兩會期間，有記者要我給在貴州的工作打一個分，我打了60分。我要是知道會發生6·28事件，我就只會打50分，不及格！”去年兩會上，石宗源在總結甕安事件時，提出三條意見，“堅持信息透明，啟動輿論監督系統，啟動問責制。”

　　甕安事件后，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著名群體性事件專家單光鼐去甕安調研多次，許多甕安的年輕人告訴他：“石書記歲數都那么大了，還給我們年輕人道歉，哪有長輩跟晚輩鞠躬的，如果全國的干部都像石書記這樣，整個中國就有救了。”

　　但后來發生的若干起事件卻顯示，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官員都吸取了甕安事件的教訓。其中就包括湖北石首的“鄧玉嬌事件”，同樣是一起非正常死亡案，面對諸多疑問，湖北地方官員對媒體的態度依然冷漠，甚至派人毆打外地記者。

　　看得見的進步

　　對于群體性事件，單光鼐曾提出八字方針：“速報事實，慎報原因”。要在第一時間把事實傳出去，但是不要貿然下結論。

　　有一次，單去天津市座談，聽完這八個字，天津市長點頭贊同，并加了四個字“再報繼續”——把已經、正在、準備做得事情都要講出來，舒緩民怨要做到早講話，會講話，講真話。

　　不過在一些地方，官員對媒體監督還是本能地抵制。前幾年，單光鼐去一些地方調查群體性事件，都得悄悄地去，不然會被趕出來。他記得，曾經去一個地級市拜訪當地父母官，去之前通過權威部門給他們打了招呼，但對方很敷衍，不愿多說：“我們沒有意見，省里的意見就是我們的意見”，生怕單光鼐給他們搞出一些負面的東西。

　　“他們往往有兩張面孔，對上言聽計從，對媒體愛理不理。”單光鼐總結道。

　　但變化已經在悄然發生。時下，越來越多的官員開始意識到與媒體打交道是一門學問，而“如何開口說話”也是對公眾負責的態度。今年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無疑也為官員學會面對公眾和媒體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國際上，了解國際會議和傳媒規則，并能夠熟練應對媒體的中國官員已經越來越多。比如先后在日內瓦工作過的中國外交官吳建民、沙祖康以及中國前貿易談判代表龍永圖，都是最受駐日內瓦媒體歡迎的中國官員。

　　這個隊伍中還有一個人不可或缺——前外交部長李肇星。今年兩會上，作為人代會新聞發言人的他備受青睞，面對外國記者，他幽默風趣，妙語撥千斤——“西方個別領導人盡管工作很忙，自己國家的人民有那么多事要干，但是他們還是抽出時間去見達賴喇嘛”，“個別國家向臺灣出口先進武器，這就相當于弟兄兩個人正在擁抱的時候，有人給其中一方遞上一把匕首，用心何在？”

　　輕松幽默間，立場主張通過對話已清晰地傳達給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