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分配困局

　　在距祿勸縣城37公里的團街鄉(xiāng)運昌村，村民黃文俊站在自家養(yǎng)殖場前一臉愁容。為了解決1500頭豬的用水，他與父親多次與鄉(xiāng)政府協(xié)調，而每次對方都是“愛搭不理”。迫不得已，黃文俊將養(yǎng)殖場抵押給銀行，貸款13萬，在距養(yǎng)殖場10多公里的山腳下打了一口150米的深井，才稍解燃眉之急。

　　而掘井的巨大投入讓絕大部分農民負擔不起，他們只能逐水而生。

　　旱情日益加重，黃文俊擔心過不了多久，井水也將干枯，他甚至做好了賤賣豬場還貸的打算。在距離運昌村28公里的地方，就是昆明市主城區(qū)的水源地云龍水庫。

　　自2004年建壩蓄水以來，黃文俊發(fā)現，村子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當年貫穿村里的河流有五六米深，如今只有四五十公分；原本河里有大魚，現在連小蝦都不見；此前村里靠河灌溉，后來就只能靠天吃飯。“其實干旱之前，我們就過這種日子了，東一桶、西一桶地找水吃。”黃文俊無奈地說。

　　云龍水庫是昆明主城區(qū)供水水源的專用水庫，位于金沙江支流掌鳩河的中上游，并兼顧下游農灌用水、防洪，庫容4.48億立方米。從2008年開始向昆明供水，目前，昆明城區(qū)日均用水量為85萬立方米，水庫2.5億立方米的蓄水量足以支撐主城區(qū)順利度過旱期。

　　而讓黃文俊難以接受的是，村民們守著一個“大水盆子”卻沒水吃。“最晚6月就要下雨，這些水肯定是用不完，為什么不能救濟一下我們，只要壩閘開一個10公分的小口，下游幾萬人就不會是現在的樣子。”黃文俊一邊比劃著一邊激動地說。位于云龍水庫下游的團街鄉(xiāng)原本是靠云龍水庫放水灌溉的農田，但干旱讓灌溉變得尤其艱難。“豐水期會放水供下游灌溉，但枯水期為保證城市供水，肯定是不會放水的。”昆明自來水公司相關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與黃文俊一樣，村民們對大壩頗有看法。運昌村百姓世代喝著掌鳩河的水，然而，如今一座大壩，卻讓村民與水隔絕。“近水解遠渴”的內心糾結在大旱面前變得更加躁動、不安，“供昆明沒得說，但至少要分給我們一口，收了水費，也要補償我們一些吧。”談起水庫，一位村民略有些激動。

　　長期從事生態(tài)補償研究的云南大學教授段昌群對于庫區(qū)周圍農民利益關注已久。他認為，修水庫是犧牲上游農民利益，保證下游生產生活，因此旱災來臨只能讓農民，特別是水源地農民承受旱情。“所以要對因為配置不合理而失去發(fā)展的農民進行經濟和機會成本上的補償。”

　　事實上，早在2002年，庫區(qū)11756名村民因水庫移民外遷就作出過犧牲。盡管對大壩頗有微詞，但與庫區(qū)外遷至他鄉(xiāng)的農民相比，運昌村的村民是幸運的，不需輾轉搬遷，離鄉(xiāng)背井。但如今，喝水成了最大的難題。他們要到幾公里外的山上背水，本以為可以等到送水車，然而至今未見蹤影，“也許政府認為我們村不是最困難的吧。”黃文俊無奈地搖了搖頭。

　　旱情還在持續(xù)，有限的水如何分配成為人們最為關注的焦點。

　　云南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主任達瓦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原本水庫是否放水由水電部門決定，但大旱當前，從1月底開始，為合理地調用當地水資源，水庫放水必須由水庫所在縣的縣長簽字。

　　對于缺水的村莊，由政府組織送水。一般情況下，由縣政府安排，各鄉(xiāng)鎮(zhèn)政府具體實施。石林縣抗旱應急指揮部副主任趙樹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送水仍以鄉(xiāng)鎮(zhèn)為主，縣水利局將送水車發(fā)放至鄉(xiāng)鎮(zhèn)，各個鄉(xiāng)鎮(zhèn)再根據轄區(qū)內干旱情況自行組織安排，送水量及次數均有鄉(xiāng)鎮(zhèn)視情況而定。

　　“但縣里并沒有統(tǒng)一的水分配調度計劃，全由鄉(xiāng)鎮(zhèn)一級說了算，這就增加了送水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石林縣的一位干部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事實上，受地勢和交通等客觀條件影響，縣一級政府在抗旱救援上頗為捉襟見肘。祿勸防汛抗旱指揮部主任師文進坦言，抗旱救援中60%～70%要靠群眾自救，“全靠政府是非常困難的。”

　　根據昆明市防汛抗旱指揮部的數據顯示，截至3月17日，全市近80%鄉(xiāng)鎮(zhèn)受旱，造成71.04萬人、43.2萬頭大牲畜飲水困難，有79座小型水庫、596座壩塘干涸，86條河流斷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