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提出建設“世界城市”的目標,“世界城市”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開放,譬如在香港、紐約,在歐洲各大城市,圍墻往往十分罕見。如果說在“世界城市”邊緣,處處是鐵門冰冷、壁壘森森的村莊,那實在是無比荒誕的景象。
北京正在試點對流動人口較多村莊進行封閉管理,即,用圍墻、鐵門將村莊封起來,早晨6點開放,晚11點后關門,無特殊情況不得出入。按照試點大興區警方的說法,由當地警方聯合政府部門為這些村落建圍墻、安街門、設崗亭,并封閉一些不常用的路口,將原本開放的自然村改造為封閉式的社區管理模式。
警方“封村”,或有其苦衷,城郊接合部治安差,且情況復雜,為解決這一老大難問題,不得不考慮更強力的舉措,如強化治安巡邏,增加監控設備,都在情理之中。但筑墻鎖門,未免不智,開放文明已蔚為潮流,連一些政府機關都在拆除圍墻,我們豈能再走回頭路?之前,北京提出建設“世界城市”的目標,“世界城市”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開放,譬如在香港、紐約,在歐洲各大城市,圍墻往往十分罕見。如果說在“世界城市”邊緣,處處是鐵門冰冷、壁壘森森的村莊,那實在是無比荒誕的景象。
在警方的思維里,“封村”似乎與許多城市小區的封閉管理沒什么區別,但實際上二者有云泥之別。
城市小區的封閉管理,是自愿的,小區業主是被服務的對象,誰也無權強制他們辦什么出入證,或對他們的行動進行任何的限制,倘若這種封閉管理影響到業主工作生活,那么物業公司估計得卷鋪蓋走人。而“封村”,則是強制的,村民是受管制對象,活動受到限制,“封村”影響居民工作生活,居民并無權置喙,一切都得為治安讓路。實際上,城市小區的封閉管理,是有限度的,遠未達到“封村”那樣的水平。
得承認,北京一些外來人口較多的村莊治安秩序惡化是事實,但解決這一問題應該放置在文明開放這個前提之下審視,管理者不可因為極少數外來人口的違法,就對所有外來人口采取有罪推定,人為設限限制人員流動,以堵截來應對復雜情況,簡單地把一個個活潑的村莊都封起來、關起來。在一個社會流動已成常態的社會,“封”村的辦法,有悖于城鄉平權、本地人外地人平權的基本常識。
再說了,“封”村固然有治安上的某些效果,但更應該看到對民眾的工作生活帶來的莫大麻煩,不能僅僅看到治安的效果,也要看到居民額外增加的社會成本。自然狀態的生活人流,因為突兀而起的大墻鐵門被迫中斷,這樣的行為實質上有擾民之嫌。民眾當然有配合政府、警方管理好治安的義務,良好的治安環境也是民眾之福,但問題是,僅僅憑“封”村這樣的舉措,能給居民們帶來多大的幸福?
流動人口多的村莊治安相對較差,但僅僅針對類似情況村莊的封閉式管理也是一種治標不治本。警方乃至當地政府工作人員應該關心每一個社會細胞,將平等的關懷灑向每一個公民。這樣,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將社會隱患消弭于無形,將民眾積怨疏導于萌芽,真正建設起平安、健康的社區。如果每個公共場域都可以以治安為名建圍墻、發證件,一個城市就被劃分成若干個“堡壘”,治安倒是好了,但那還是現代化的城市嗎?
現代化、城市化的要義首先是社會的開放,消除妨礙人和資源自由流動的一切壁壘。置身于一個大流動、大變遷、大開放的偉大時代,地方管理者應該有治安治理的新思維,而不是抱殘守缺,僵化堅硬,總是不愿意放棄“關起來”的思維,嘗試著走回頭路。 □胡印斌(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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