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接待中的吃喝風并非不治之癥,只要做到信息公開,打破“自我監督”的思維,加強監管,敢于處罰,便可使問題迎刃而解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李松
“要嚴格執行公務接待的有關規定,加大監督檢查力度,包括接受群眾和社會輿論監督。”這是中央對“進一步規范和改革公務接待制度”中的一個新要求。
4月27日,《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聯系上北京市大興區委宣傳部相關負責人,希望就大興區公務接待方面的情況進行采訪。該負責人表示,他可先協調區委辦公室和區政府辦公室再給記者答復。次日一早,該負責人電話告知記者,“內容太敏感,他們不愿意接受采訪。”隨后,本刊記者給北京多個區縣政府打電話,采訪公務接待的要求均被婉拒。
自上而下對推進公務接待制度改革,嚴禁用公款大吃大喝的規定越來越細、要求越來越嚴。但事實表明,這些約束力不足的規定,對遏止公務接待中的浪費和腐敗作用并不明顯,比如在“由隱性消費向顯性消費轉變”這一環節就難到位。
在多位受訪專家看來,我國在規范公務接待方面,不論是傳統觀念的轉變,還是制度建設的完善,都還要走一段漫長而艱難的路程。
公務接待被視為“國家機密”
3月30日,國土資源部率先在其官方網站公布了“2010年部門收支預算”。隨后,財政部、科技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也相繼公布2010年部門收支預算總表和部門2010年財政撥款支出預算表。截至4月11日,共有35家中央部委公布了部門預算。
但從各部委公開的信息來看,并沒有涉及公務接待這樣的“熱點細節”。對于這些部委而言,公務接待顯然還屬于“保密范圍”。
“目前,公務接待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在剛剛成立的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上當選為秘書長的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表示,“在一些地方,只要領導批準的接待就是‘公務接待’,只要領導簽字的發票就可報銷。”
“上級到下級單位視察,下級到上級單位匯報工作就不少,加上橫向交流過于頻繁,直接造成了公務接待出現過多過濫的現象。”汪玉凱教授說,“只有先對‘公務’的概念及范疇進行明確,才談得上制定嚴格的接待標準,對‘接待’進行規范。”
“現在公務接待與以前相比,已經有很大變化。”在汪玉凱教授看來,公務接待,就是黨政機關內部上下級之間、橫向之間,出于工作需要產生的接待,或外地兄弟單位或官員來訪,以及相關的會議、參觀、學習之類產生的接待活動。“公務接待在標準、范圍等方面,還需要更明晰、可操作性的規定。”
“黨政機關適度的公務接待,是開展工作的需要。”汪玉凱教授說,“但是公務接待吃喝之風泛濫,就是嚴重的腐敗問題。”
“公務接待是個苦差事”,湖南省某縣一家單位負責人向記者訴苦道,“應酬是我工作的主要內容之一,有時一天甚至要接待三四批來客,以至吃飯猶如趕場子。”
“目前有些地方的公務接待,不但標準混亂,而且范圍也不明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紀檢監察學會副會長任建明教授對本刊記者說,“全國沒有一個統一標準,基本是各地根據當地財政狀況而定。至于一頓飯花多少錢,主要由接待單位領導即時拍板。”
“有些單位的接待對象非常復雜,既有上級視察,也有下級來訪,更多的是兄弟單位之間的橫向聯系。”任建明教授說,“值得注意的是,現在有些公務接待,已經演變為用公款為對方的消費相互埋單。”
“公務接待消費在不同單位之間的差異很大。”北京一位長期在基層工作的干部認為,“在有些地方,公款吃喝已經成為一種交際手段,有些領導甚至用公家的高規格接待,為個人的升遷作鋪墊。”
更糟糕的是,在公務接待的“暗箱”下,有些地方和單位,還以接待、住宿補貼和用餐招待開支等各種借口,開假發票套取預算內資金,設立“小金庫”,用于請客送禮等等。
“預算外資金”是失控源頭
“上級動輒就下來檢查,不喜歡吃喝也得陪好,誰也得罪不起。”云南省某縣一位做局長的朋友對本刊記者感慨道,“現在8小時以外,也耗在公務接待上。”
雖然有這樣感受的人不少,但不少人又身不由己地深陷其中,這不得不從現有的財政制度上找原因。
“由于各種原因,我國政府預算歸一化管理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以致大量預算外、制度外資金存在,成為公務接待失控的主要原因。”任建明教授指出,“在民主法治健全的國家,政府所有財政收入與支出都是納入一個統一的正式預算的。”
“財政預算不公開不透明,加之認識上的偏差錯位以及監督打擊力度不夠等原因,更加劇公務接待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任建明教授說。
“公私不分的接待現象也很普遍,有的去旅游或辦私事,也列入公務接待范圍。”據任建明教授介紹,在有些經濟發達的地區,接待費用驚人。他舉例說,“南方有一個鎮,經濟狀況比較好,每年接待費用就達上千萬。”
“由于預算外資金的支出,其來源是私下運作的灰色‘小金庫’,本身就見不得陽光。”任建明教授認為,“這為財政支出方面的超標、違規包括公務接待方面的超標、違規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在預算方面,很多地方并沒有把接待費、差旅費、考察費等定額明晰。加之公務接待的主體,本身就是領導干部和其他公務人員,信息和權力又不對稱,更使公務接待中的問題難于界定和發現。”任建明教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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