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祥林案的陰霾尚未褪盡,河南商丘的趙作海案再度讓世人啞然。13年前,河南柘城縣趙振晌和趙作海打架后,趙振晌失蹤。一年多后,村民發(fā)現(xiàn)的一具無頭尸體,被認定為就是趙振晌,隨后趙作海以殺害趙振晌的罪名被判死刑,緩期二年執(zhí)行。11年后,趙振晌竟神奇“復活”,回到村中。前日,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認定趙作海故意殺人案系錯案,撤銷省法院復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決,宣告趙作海無罪。

　　歷史總以令人驚詫的方式在輪回———湖北佘祥林案與河南趙作海案都因為“被害人”神奇“復活”而使真相大白于天下,都是在已經(jīng)服刑11年后被宣告無罪,甚至我們可以預測趙作海“奇跡”般命運之后的生活———拿著國家賠償金,重新面對因牢獄之災而早已破裂的家園以及妻離子散的不堪。資料顯示,趙作海曾在審訊過程中作了9次有罪供述。外人可能實在難以理解,明明沒有殺過人,為何還把責任一力承擔下來,直至死人“復活”才把自己解了套?現(xiàn)實中“命案必破”的剛性目標被一些地方執(zhí)法機關曲解后所產生的壓力,以及這種壓力轉化在犯罪嫌疑人身上的痛楚,合理地解釋了這匪夷所思的邏輯。

　　“命案必破”體現(xiàn)了以人為本的立意,但我們必須承認,某些案件因為證據(jù)的先天性缺失,破案艱難,甚至破不了案是改變不了的事實。因此,一旦這種剛性目標扭曲為執(zhí)法人員完成量化任務的政績觀,它所帶來的魅影就揮之不去。不得不提的是,與佘祥林案不同,趙作海案發(fā)生之前,《刑事訴訟法》已于1996年修訂,立法者將刑事庭審模式由法官糾問式,改成了控辯雙方對抗式,并希望未來的刑事訴訟能貫穿三個常識性理念———疑罪從無、非法證據(jù)排除、證人出庭作證。然而,早到趙作海在相關證據(jù)幾番認定后最終被送入牢獄,直到最近羈留人員在羈留場所“喝水死”、“摔跤死”、“激動死”、“洗臉死”等等愈演愈烈,我們發(fā)現(xiàn)立法上常識性理念的“細胳膊”依然未能扭過現(xiàn)實中破案慣性與壓力下的“粗大腿”。

　　此前公安部副部長劉金國表示,要強化責任追究,凡是在執(zhí)法過程中導致涉案人員非正常死亡的,對直接領導、分管領導一律先停止執(zhí)行職務。這當然是整治非正常死亡問題、減少冤假錯案的一大舉措。但是,國外立法實踐表明,如果單靠追究民事、行政與刑事責任,已無法阻嚇警察違法取證,因為對偵查機關而言,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只要最后抓到真兇,成功破案,任何不利后果都可慢慢化解。更好的方式是,從程序上設置證據(jù)質證的門檻,讓所有違法所得證據(jù)都無法獲得法律效力,樹立了“毒樹之果”原則,偵查機關自然就不會花大把心思去刑訊逼供,枉作無用功了。

　　刑事訴訟法對于程序正義的實現(xiàn)非常關鍵。我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可能于今年下半年啟動,爭取明年向全國人大提交草案。希望立法機關也能借此契機,讓我們的司法過程別有意或無意地一再吞咽“毒樹之果”。洪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