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家嶺是北京最為著名的“蟻族聚居地”,自從傳出改造拆遷的消息后,受到輿論高度關注。唐家嶺涉及的拆遷對象十分復雜,唐家嶺拆遷不僅成為人們觀察新法出臺前政府拆遷的現實素材,也成為公眾評判政府公共治理水準的重要個案。
拆遷是一場利益博弈,尤其是在政府主導的拆遷中,公共利益與個體私權難免發生沖突。如何理性地面對并化解這種利益沖突,以平和的程序達成利益妥協與均衡,當是政府公共治理和公民理性維權的智慧所在。
遺憾的是,在一些悲劇性個案中,無論是政府還是公民,都缺乏足夠的“妥協之術”。政府的傳統思路是習慣憑借權力給出一個方案,以期“快刀斬亂麻”,而忽略了方案背后的程序公正,容易激起被拆遷者的不滿情緒,影響利益妥協的達成;而被拆遷者在訴求得不到滿足時,往往相信“把事情鬧大”的效果,甚至不惜用生命做“籌碼”,使得單純的利益沖突演變成撕裂官民關系裂痕的社會沖突。
在唐家嶺拆遷中,我們首先期望看到的是雙方博弈思路的改進。應當說,此次拆遷政府弱化了權力的強制色彩,從補償方案的醞釀到與村民代表的協商,顯現出政府在拆遷治理上的慎重與理性。但這種博弈還有待更深刻的變化。從目前暴露的問題看,出爐的補償方案似乎還沒有獲得被拆遷者的廣泛認同,所謂的“村民代表”也面臨質疑,唐家嶺村民聯名簽字反對;西北旺鎮鎮長“不會改變補償方案”的表態,也絕非化解沖突之道。
睿智的政府對自身權力始終保持謙和,熟悉利益談判的基本技巧,對被拆遷者的訴求有理性的認知,并善于在傾聽民意的基礎上尋求拆遷決策的可接受性。如何為被拆遷者開辟公正的程序平臺,如何與廣大利益主體展開理性的談判、協商與妥協,如何以利益的均衡與妥協避免釀成群體性事件,將極大考驗著政府公共治理的智慧。
任何協議的達成,離不開雙方努力。就被拆遷者而言,在“代表”不能代表自身利益時,選擇哪種方式表達訴求并與政府展開博弈,也將考驗公民維權的理性與成熟。或許,遏制住方案“被通過”、自己“被代表”等一時氣憤,利用法理、輿論與正當化的程序平臺,與政府展開有理有力有節的博弈和談判,將更有助于自身訴求的實現。
正因為如此,唐家嶺拆遷作為公私利益博弈的典型個案,在博弈中,希望政府和公民都能改變以往的對立性思維,能以平和的心態、理性的思維在談判協商的基礎上達成共識,進而實現利益多贏。
特約評論員傅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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