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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歷史的正義性需要維護。改革始于農村,而改革的實質是給農民以一定的生產和生活的自由空間。他們所獲得的一定的自由空間還是絕對地提升了他們的利益水平和社會地位
文/黨國英
在我們這個時代,資訊傳播已經十分發達,如果有人在社會問題上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方式來說話,的確可以吸引眼球,但這個局面的消極后果卻是誤導輿論,并可能給長遠的動態的政治生態平衡調整帶來一些麻煩,影響到漸進改革的進程。
極端說話方式的例子很多,關心社會事務的人們都熟悉,這里沒有必要一一議論,再說有的領域我也不熟悉,不敢妄加評論。單說對農村社會狀況的判斷。近期聽到一種極端的批評,說鄉村政府“黑社會化”了。我不同意這種說法,并以為這個屬于語不驚人死不休一類的看法。
什么是“黑社會”?如果一個社會群體的掌控者背棄了公共道德的底線,把國家基本法律踩在腳下,按照弱肉強食的叢林原則對公眾進行人身控制,這個社會大抵就是黑社會。還要把黑社會和黑社會團伙勢力區別開來。前者應該指一個社會的主體居民已經基本被黑社會原則所控制,后者則可能是一個觸角強硬的犯罪集團。
在我們這樣的國家,黑社會的存在需要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國家法律在公共領域基本失效,政府權力鏈條基本斷裂,上層政府對基層政府失去控制力,以致基層政府基本為政府以外的強權力量所控制;二是社會領域有較大利益可供爭奪,且市場競爭對利益分配的作用完全喪失,強權勢力用暴力決定利益的分配。依此判斷,在我國廣大的農村地區,要說有黑社會性質的團伙勢力存在,誰都不敢否定;但要說鄉村政府已經黑社會化,鄉村地區因此被黑社會籠罩,則完全不是事實。
近幾年我在農村調查中所接觸的農民,已經和從前大不相同。農民們最滿意的是三件事情:國家取消農業稅、實行合作醫療和義務教育免費。農村低保工作雖然有一些不盡人意的地方,但改善的余地還很大。正在推行的新型農村社會化養老也將改善農民的生存狀況。農民們在享有這些社會福利項目時,都有專業的國家機構直接介入,鄉鎮政府的騰挪空間比較小,要截留農民的福利很難。鄉鎮政府缺乏財力做農村公共事務是一個基本事實,但要說上級政府已經失去了對鄉鎮政府的節制能力卻是不可信的,說鄉鎮政府只能依靠黑道維持生存更非事實。
農村承包制改革給了農民很大自由,集體企業產權改革又大大縮小了村干部的權力,農民越來越依靠市場謀生存。黑社會團伙在農村市場上的確有欺行霸市的行為,但遠不至于有能力完全控制農產品流通。
1998年后我國在農村正式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其方向是正確的。我們的確不敢說這個制度有多么了不起的成績,但要說農民選出來的村官多數是黑道人員,也絕非事實。事實是很多典型農區的農民對選舉興趣盡管逐漸增大,但總體上還不是滿懷熱情,而有能力的農民對當干部的興趣也不大。說這樣的社會很松散還差不多,但要說它很黑,黑到“化”的程度,一定沒有事實依據。
當然,農村社會的現狀遠不是盡善盡美。且不說深層次的體制問題,也不說收入的多少,作為一個農民,在社會領域遇到的麻煩也的確不少。一是村莊公共事務辦理缺乏一種可持續的機制,很多需要集體行動的事情做不好;二是農民打官司難。無錢無權又無勢的農戶在人際糾紛中受了委屈常常忍氣吞聲了事;三是產權改革不到位的地方,以及土地級差收益大的地方,干部腐敗案件發案率居高不下,農民有較強的被剝奪感。也就是在這類地方,確有一些村干部可能和村里的流氓無賴糾集在一起,出歪招、邪招打壓有正義感的農民。對此我曾親眼目睹。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因為這些問題的存在,就說鄉村政權已經黑社會化了。
我之所以要爭論這個問題,不僅是因為我看到的東西和有些人講的不一樣,覺得有必要講清事實真相,更是因為中國改革歷史的正義性需要維護。中國改革始于農村,而改革的實質是給農民以一定的生產和生活的自由空間。農民曾經長時期生活于半軍事化的村莊環境,改革開放打破了舊體制,才使中國得以騰飛。盡管說農民向社會貢獻了“人口紅利”乃至“土地紅利”,使他們的利益相對受損,但他們所獲得的一定的自由空間還是絕對地提升了他們的利益水平和社會地位。如今的農村社會比之30年前更有活力,我對此深信不疑。
在中國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農民這個群體做出的犧牲要更大一些;而在現代化利益享受的群體序列里,農民落在了后面。這個問題不小,但也成不了否定中國改革基本方向的理由。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過渡期的問題絕不敢說一件兩件,弱勢階層的悲傷故事要幾籮筐有幾籮筐。不承認這個,需要叩問心靈;但若以為麻煩是改革造成的,則需要叩問大腦。 ★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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