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同的政治生態(tài)，任何國家的重要人事變動，都顯示出中央政府執(zhí)政能力的趨強或趨弱，顯示出國內外政治氛圍的變化。美國也不例外。

　　在中期選舉之后，兩個重要的人事變動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一是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的黯然離去，二是常駐聯合國代表博爾頓無奈請辭。而將這一切與布什的第二個任期開始以來的人事變動聯系起來，就會發(fā)現美國政治生態(tài)的微妙變化。

　　2005：鷹派受到制衡

　　2004年的總統(tǒng)選舉，顯然給布什政府敲響了警鐘。雖然贏得連任，但他的對外政策在國內外受到的非議，使他意識到，需要在第二個任期做出某種調整。國務院的調整首當其沖。

　　從表面上看，鷹派仍然保持相當影響力：一邊是鴿派代表人物國務卿鮑威爾和副國務卿阿米蒂奇的引退，一邊是切尼以前的助手斯蒂芬哈德利出任國家安全顧問，他的重要盟友拉姆斯菲爾德則繼續(xù)留在五角大樓。但事實上，鷹派尤其是新保守派從那時起就已顯現出勢頭減退的跡象。

　　賴斯入主國務院就帶有很強的符號性。賴斯的到來，使國務院的一些人對改變國務院與五角大樓的力量對比上抱有期待，在他們看來，盡管賴斯不如她的前任鮑威爾那樣有國際影響力，但在這個“布什時代”，她卻具有鮑威爾所不具備的對布什的影響力。作為基辛格(在尼克松政府中擔任國務卿)以來最接近總統(tǒng)的一位國務卿，賴斯像新司法部長岡薩雷斯一樣早就成了總統(tǒng)的官方“家族”，她的邏輯思維能力和外交見解為布什所信賴，她的忠誠更是令布什感到欣慰。

　　盡管有一些人擔心賴斯可能未必是老謀深算的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的對手，但人們很快便認清的一個現實是，在美國當時的政治態(tài)勢下，能夠影響布什便能夠影響“其他”。也正是出于這種考慮，國務院的一些官員期待賴斯能夠提升國務院在政府中的實質影響力。

　　而休斯的重返政壇也頗為耐人尋味。作為布什最信賴的女性助手之一，休斯代表了布什戰(zhàn)略中的非常規(guī)武器的一面，在公眾外交等方面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在休斯到來之前，國務院主持的公眾外交工作受到了很大非議，在華盛頓的一些政客看來，國務院的公共外交工作既缺乏一個強有力的、持久的領導班子，也缺乏公共外交努力所必須的人事安排、人員的知識和文化培訓。盡管2004年美國在國際公關事務中花費高達6.85億美元，但批評者宣稱，這些錢并沒有被主要用在改善美國在穆斯林世界的形象上。

　　布什顯然也意識到這點。在開始第二個任期后，布什便承認，伊拉克的軍事行動破壞了美國與傳統(tǒng)盟國間的關系，導致美國在世界許多國家的形象受損，他當時表示新任國務卿賴斯將利用“公眾外交”開始向國際社會積極解釋美國某些行動的理由，而請老“戰(zhàn)友”休斯出山則表明了他在改善美國形象方面的決心。

　　換句話說，從那時起，布什已經在重新評估伊拉克戰(zhàn)爭所帶來的政治影響，并試圖做些改變。讓新保守派代表人物沃爾福威茨從五角大樓移步世界銀行，派“披著鴿子毛的鷹”博爾頓前往聯合國，既是希望他們在新的崗位發(fā)揮作用，也暗含著減輕外界壓力的意味。

　　其實，從布什的角度看，適度約束新保守派的“沖動”，也是保證他在2009年離開白宮時給國人留下良好印象的要素之一。而從保持政治上的“控制力”來說，盡管新保守派是重要的人力資源，但保持政府內各方面勢力平衡還是必要的，像古代的帝王那樣，只有存在著不同的彼此牽制的勢力，布什總統(tǒng)才可以凌駕在這兩派勢力之上，巧妙地掌握著平衡來運作政權，他把賴斯這樣的“中間派”人士放在國務卿這樣重要的位置上，本身就有一種平衡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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