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雖然是2024年2月以我的名義在天津注冊的，但我可以肯定，我沒有注冊過該公司，相關證件也沒有丟失過，在此之前我都沒去過天津。”當事人余某某說。

　　“當時從注冊信息了解到，這家公司在登記時經過實名認證，注冊人員是知情的……”天津市北辰區市場監督管理局代表說。

　　“余某某兩張底檔照片之間相隔5天，衣服、褶皺卻完全一致；余某某底檔照片與生活照片不一致……經上述照片的比對，發現存在AI換臉的嚴重可疑之處。”檢察官說。

　　這是《法治日報》記者近日走進天津市北辰區人民檢察院檢察聽證室看到的一幕，此時，余某某申請撤銷公司登記行政檢察監督案聽證會正在進行。

　　當天上午9時，本案承辦檢察官、書記員、人民監督員、聽證員及涉案一方市場監管部門代表進入聽證室，因為當事人余某某遠在廣東，此次公開聽證采取視頻連線的方式進行。

　　記者注意到，公開聽證頗有些庭審的“味道”——身份信息核實無誤并宣布會場紀律后，聽證主持人、北辰區檢察院第五檢察部主任王贊宣布聽證會開始，書記員進行了聽證權利義務告知。“是否申請聽證主持人、書記員、案件參與人、聽證員等人員回避”，王贊詢問后，雙方當事人均表示“不申請”。

　　經檢察院調查核實：2024年4月25日，余某某繳納個人所得稅時，發現自己被冒名登記為天津某商貿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東及財務負責人。后經核實，天津某商貿公司系在某App上申請公司登記，市場監管部門于2024年2月核準該公司登記，余某某被登記為該公司股東，認繳出資額200萬元，持股比例100%，并擔任法定代表人職務。

　　余某某向北辰區市場監管局申請撤銷公司登記未果，又于2024年6月5日向法院提起訴訟，也沒有達到目的。后該案進入北辰區檢察院的檢察監督程序。北辰區檢察院主動踐行新時代“楓橋經驗”，就該案開展爭議化解，于是就有了這次聽證會。

　　“我沒有注冊過，證件也沒有丟失過，甚至在此之前我都沒去過天津。”余某某提出希望撤銷這個公司登記。

　　北辰區市場監管局代表介紹，之前接待過余某某，當時從注冊信息了解到，這家公司登記時是經過實名認證的，因此注冊人員應當是知情的。根據《關于經實名認證登記企業當事人申請身份異議的處理意見》，針對通過實名認證程序登記后對身份有異議的，不適用撤銷冒用身份信息取得登記工作程序，建議尋求司法途徑解決。

　　隨后，王贊出示了檢察院依職權調取的證據，由雙方當事人進行質證。第一組證據是余某某本人生活照片、天津某商貿有限公司注冊時App后臺保存余某某人臉識別底檔照片以及同余某某類似在App注冊公司的部分人員的底檔照片。

　　王贊指出比對這些照片后發現的幾點可疑之處：余某某兩張底檔照片之間相隔5天，衣服、褶皺卻完全一致；余某某底檔照片與生活照片不一致。經提請上級檢察機關進行技術鑒別，得到的答復是從App后臺調取的余某某人臉識別照片并非本人；余某某的底檔照片與另案被虛假注冊公司的當事人曾某波、曾某杰的底檔照片進行比對，發現衣服顏色、褶皺完全一樣，發型也一樣，人臉不同。這樣的比對結果，顯著違背了生活常理。

　　第二組證據為檢察官實地走訪天津某商貿有限公司登記注冊的地址位置照片，證實住址是虛假的。

　　第三組證據為天津某商貿有限公司注冊時預留的“余某某2個電話號碼”，調取機主信息發現，機主分別為聶某和高某，2個號碼要么已欠費停機，要么是空號。

　　當事雙方對證據無異議，聽證員也進行了詢問，主持人宣布休會，聽證進入聽證員評議程序。之后，聽證員代表發表聽證意見：“鑒于檢察機關對案件的調查核實過程，證據展示環節，天津某商貿有限公司注冊地址、預留手機號，還有余某某人臉識別照片系虛假的，存在諸多疑點和AI換臉風險，余某某很可能被冒名登記。需要市場監管局繼續調查，如果真的存在冒名情況，應撤銷。”

　　“冒名登記行為對我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嚴重影響，我也知道市場監管部門盡到了審查職責，但是我還是想能夠切實解決問題，把我名下的公司給注銷掉。”余某某說。

　　“我們回去后會將聽證內容上報領導，認真調查研究、查找相關法律規定，請示上級單位，依法作出處理。”北辰區市場監管局代表說。

　　僅用時一個小時，聽證會順利結束。會后，王贊告訴記者，“今天的聽證會不僅是對案件事實進行認定，更重要的是提供一個平臺，促成行政爭議化解，既能夠減輕行政部門訴累，也可以幫助申訴人解決虛假登記面臨的法律風險和經營困境”。

　　幾天后，按照這次檢察聽證達成的共識，行政機關依法啟動了撤銷該公司注冊的相關調查程序。

　　法治日報 本報記者 韓丹東 周斌 張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