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事件近年來時有發生 專家建議

　　在刑法上對代孕作出明確禁止性規定

　　一名2007年出生的女孩為1974年出生的江西籍男子代孕，近日在廣東省中山市小欖鎮人民醫院產下雙胞胎。目前，當地衛健部門已對相關情況進行初步核查，產子一事屬實。此次代孕事件發生后，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根據原衛生部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明確禁止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

　　既然我國明文規定代孕違法，為何仍然前有青島汽配城地下代孕事件，后有未成年女孩代孕產下雙胞胎事件？如何才能解決代孕問題？《法治日報》記者對此采訪了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教授王岳、上海政法學院教授劉長秋、北京市華衛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童云洪。

　　法律層面缺乏懲處依據

　　記者：根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應當在醫療機構中進行，以醫療為目的，并符合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倫理原則和有關法律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

　　雖然我國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但此類事件為何仍時有發生？

　　劉長秋：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國針對代孕的立法規制存在不足。目前，針對代孕的明確規定是《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這只是部門規章，只能規制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的相關行為，即對于違反該辦法的醫療機構，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衛生行政部門給予警告、3萬元以下罰款，并給予有關責任人行政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對于代孕利益鏈條上其他相關方的行為，衛生行政部門無法進行懲戒。

　　在更高規范層面上，國務院沒有出臺針對禁止代孕的行政法規，全國人大常委會也沒有出臺相應法律。此外，刑法中也沒有規定代孕行為構成犯罪。這導致的結果是，由于缺乏法律法規依據，我們在應對代孕時捉襟見肘。例如，《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刑法中實際上并沒有將代孕規定為犯罪，這就使得以上規定形同虛設，無法起到打擊代孕的作用。

　　現實中存在客觀需求，也是代孕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有的人想要孩子，但缺乏生育孩子的主客觀條件，比如單身男性，或者因為某些疾病不適合生育的女性，轉而尋求代孕滿足需要。

　　利益誘惑是另一個重要原因。在非法中介的操作下，代孕形成一條黑色利益鏈條，對于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女性來說，通過代孕獲得巨額收入成為一個非常大的利益誘惑，吸引她們參與其中。

　　記者：在此之前，非法中介一般尋找成年女性進行代孕，如今竟然找未成年女性進行代孕，這帶來的危害是什么？

　　劉長秋：實踐中，這應該不會是普遍現象，但是應該高度關注，因為涉及未成年人權益的保護，不僅會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傷害，還會對正常的社會風氣和道德底線造成嚴重的沖擊。

　　加強婦女實名生產審核

　　記者：針對代孕，應該從哪些方面入手進行治理？

　　王岳：根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我國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針對這種合謀性行為，治理之道在于使合謀各方之間形成利益博弈，即實行吹哨人制度，凡是舉報代孕違法的人員，政府給予比參與代孕獲利還要高的獎勵，對代孕行為形成震懾。

　　如果想杜絕此類代孕行為，不能僅僅處罰提供服務的醫療機構與醫務人員，可以考慮效法這些年對拐賣兒童違法行為的治理方式，對處于優勢地位一方，即購買代孕服務一方進行行政處罰，甚至追究刑事責任。

　　童云洪：治理代孕需要多方協作。代孕涉及醫療機構、醫務人員、“黑診所”(非醫療機構)、“黑大夫”(非醫療機構人員)、“黑中介”、代孕人員、委托人員等，甚至包括境外相關機構，治理職責涉及多部門，所以應該多部門聯合打擊，明確各監管部門的職責和相互協調義務。

　　要通過關鍵藥物的源頭控制、斬斷違法及獲利鏈條、加強實名生產審核、鼓勵群眾舉報等手段，強化預防打擊措施落實、追究相關人員法律責任。還要加強國際合作，協力打擊境外代孕鏈條及與境內的勾連。

　　出臺輔助生殖技術立法

　　記者：2022年1月，國家衛健委在官網公布《關于政協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第4201號提案答復的函》指出：“將通過推動輔助生殖技術立法，對輔助生殖領域管理作出明確要求，嚴禁輔助生殖技術濫用，進一步加大對違法違規行為的懲處力度，維護社會倫理道德秩序。及時跟進輔助生殖技術研究進展，適時對輔助生殖技術相關管理辦法、基本標準和技術規范等進行修訂。”

　　那么，應該怎樣推動輔助生殖技術立法？

　　王岳：建議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相關立法。因為與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相關行為的監管，不僅涉及衛健部門，還涉及其他相關部門，出臺相關立法，能夠為各個部門綜合治理代孕提供執法依據。或者考慮到降低立法成本，可以修訂現行母嬰保健法，在其中設專門章節，對代孕等問題予以規定。

　　童云洪：可以從預防機制、打擊措施、責任追究、善后處理、宣傳警示等方面加強立法，對醫療機構內和非醫療機構進行的代孕活動，都有系統的法律進行規制，并明確監管部門及其監管責任，使打擊代孕做到有法可依；同時，應立法明確懷孕母親是唯一合法母親，讓代孕者對孩子負責，而對胚胎及生殖細胞提供者在法律上進行否認，讓代孕目的落空。

　　劉長秋：國家衛健委提出適時修訂輔助生殖技術相關管理辦法、基本標準和技術規范等，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在更高層面上推動輔助生殖技術立法。就我國來說，不管從行政法的角度，還是從刑法的角度，都要對代孕作出明確的禁止性規定。

　　從行政法的角度，我國有必要制定一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法，至少在國務院層面制定一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條例，為國務院各部門規制代孕提供依據，掃清執法方面存在的障礙。

　　僅依靠行政法規制代孕，或者依靠民法調整代孕關系，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根據過去的立法經驗，刑法在打擊犯罪方面效果顯著。因此，可以考慮在刑法中增設打擊代孕的相關罪名，明確規定代孕(至少是商業代孕行為)為犯罪行為，借助刑法之力對代孕行為產生威懾，從根本上預防和打擊代孕尤其是商業性代孕。

　　本報記者：陳磊 來源： 法治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