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嫁過來近40年里，吃水第一次變得困難起來
跟村里所有人一樣，王玉珍還面臨著另一個令她備感頭痛的問題：“煤礦來了，山被挖空，水被抽空了”。在她嫁過來近40年里,吃水第一次變得困難起來。
村東頭的山溝里，從前水流不斷。水從山里滲出來，王玉珍總是在這里洗衣服，村里的孩子們也喜歡在這里嬉戲。“村里從來沒有缺過水。”王玉珍指著山體說。而現在的河床，地面已經干涸，稀稀疏疏長著一些白楊樹，看不出一絲水流的痕跡。
山溝的東上方有口水井。王玉珍說，幾年前，水井的龍頭總有潺潺流水，從不停息。如今，龍頭依舊，傘蓋松樹依舊，水卻沒有了。井臺已經廢棄，只剩雜草、垃圾和腐臭的污水。
由寺河煤礦出資，村里自來水管道倒是已經入戶，水是從半山腰的一個蓄水池中抽取，只是通常每5天才送一次水。
“家家戶戶都要備幾口缸存水。”王玉珍說，“水不正常，平時得節約著用。”
不下雨的日子，管道通常是干的，吃水要艱難得多。只有村西頭的山溝里，至今還流淌著一股小澗水，但平時水流很小。碰上干旱，水流更是細若游絲，有時甚至在滴。不下雨的日子，這里便成了村里唯一的水源。
接一桶水，少則半小時，多則四五十分鐘。接水的時候，家家戶戶都把盛水的容器擺放出來，專人排隊等候。“場面甚為壯觀，比鬧元宵的時候還熱鬧。”村醫李小志苦笑著調侃。
白天，等水的人無事可干，操起以前的娛樂項目，可大家根本玩兒不到心上，玩兒著玩兒著便開始罵寺河煤礦，罵鎮上和村里的干部。晚上，人們點上一堆篝火，一邊等水，一邊開罵。有的村民白天干活兒，晚上排隊，累了就地躺著便睡著了。經常，因為插隊這樣的小糾紛，等水的村民甚至會拳腳相加。
吃飯用水是必需的，實在排不到水的只好借水吃。不太要緊的生活用水，村里人使用起來更加吝嗇。洗臉，一般是一小碗水，僅僅夠浸濕部分毛巾，然后用濕毛巾擦臉。
“擦完臉后的毛巾不能晾干。”王玉珍說，否則，太浪費了。毛巾里的水得擠出來，積攢著。10多天下來，就能攢夠洗腳的水。這樣，干活兒的人才能享受一下洗腳的樂趣。當然，洗腳水不能獨享。干活兒少的人先洗，洗完后，再讓干活兒多的人洗。
村里人活兒重，洗腳次數少，被子便遭了殃。一晚上捂下來，臭味熏天，因此總是白天曬，晚上蓋。
“要是有誰感冒了，也不用買藥，蒙頭睡一覺準好。”王玉珍打趣地說，被子是治療感冒的良方，“這樣下去，恐怕小志要失業了。”
王玉珍的話得到幾位婦女的附和，一些人大笑起來。而那位村里唯一的醫生，也跟著大家吃吃地笑。
然而王玉珍們并不知道，在這個省份，有數十萬人口、上千座村莊遭遇著跟他們一樣的命運。2004年的數據顯示，近10年來，山西省地質災害共造成3000多處井泉斷流，導致1547個村莊、70.4萬人吃水困難。
土地被一條條深溝撕裂
這塊耕作了近40年的土地，如今讓王玉珍感覺到陌生。現在，它不再像以前那樣富有彈性，它變得很松，一踩下去，腳就深陷到土里，一會兒工夫，鞋里便灌滿了土。
“這樣的土地，不能指望有好收成。”她發愁地看著田里的麥苗。一些村民稱，近幾年，玉米棒子個頭變小，小麥產量比以往每畝要少100斤左右。
可樂山中的這塊土地，曾有過輝煌的歷史。農業學大寨的時候，這里曾是一個全國典型，取經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村里一些老人還記得，他們在老支書李引寬——李小志父親——的帶領下，生產搞得紅紅火火，“棉花結得白又大，糧食堆得比山高”。
當時一些地區流行著這樣的話：“學大寨，趕昔溝，棉花超過大安頭”。而老支書李引寬受到周恩來總理兩次接見，更是大安頭村人引以為豪的美談。
然而眼下，這塊土地被一條條深溝撕裂，雜草日漸蔓延。因為缺水，棉花、掃帚苗這樣的經濟作物，再也不能在這塊土地上蓬勃生長了。村里人不得不放棄掃帚苗每畝約3000元的收益。
類似這樣因采煤遭到破壞的耕地，在山西省，已達1.8萬公頃。
大安頭村，一塊地分裂成幾塊地的情形屢見不鮮。“大塊變小塊，小塊成塌方。”王玉珍總結說。這不僅減少了土地的產量，增加了耕作時的風險，而且還直接增加了耕作時的勞力成本和時間成本。
變小后的土地不適宜犁地機耕作，很多人家早先花4000余元添置的犁地機變成了擺設。“虧。”李小志在算經濟賬，“幾千塊錢買了一個派不上用場的鐵疙瘩，還不如打水漂，能聽個響。”
最初，村里一度出現過幾個和大山較真兒的人，硬是開著犁地機耕作。結果，犁地機陷入裂縫，人被甩到一邊，嚇得以后再也不敢使用這個鐵疙瘩，只能重又搬起鋤頭和鐵鍬。
“如果用犁地機犁地，一畝地，不到兩小時就完工了。但現在用鋤頭鐵鍬，一個人刨一畝地需要3天。”李小志說。
大山無時無刻不在變化。裂縫隨處可見，有的足以掉進去一個人。不少裂縫隱身于草叢荊棘中，即使經常在山上轉悠的羊倌，也不敢貿然行走。“誰也不知道哪里哪天就會出現一道口子。”村里的羊倌說。他有七八十只羊，羊掉入裂縫的事情時有發生。
雖然傷人的事情還未發生過，但踩進裂縫的事情屢屢出現。因此，即便像王玉珍這般熟悉村里每一個角落的人，上山下地時也得多長一個心眼。
村里的風氣變了，勾心斗角的人多了
讓王玉珍們操心的事還有很多。“在別人家住，免不了磕磕碰碰。”63歲的代小諾說。2004年，她家6口人搬到有4口人的女兒家住。10口人的大家庭難免出現摩擦。小孩子也經常打架，吵得上夜班的女婿不能入睡。有時女婿會說上幾句難聽的話。碰到這種情況，代小諾通常一言不發，默默拉開孩子。
“有理沒理都得忍著。不忍不行呀。找個房子比小伙子找個媳婦都難。”代小諾說。
因為房子，夫妻之間吵架吵得更厲害了。“有的夫妻吵著吵著就離婚了。”31歲的王彩彩說，村里出現了兩三對離婚的夫妻，都是房子惹的禍。她跟丈夫也一度因為找不到房子鬧離婚。
然而，“村里的人際關系還有比這些要復雜得多的。”一位前村支部書記說，村里出現了不同的派別，不同派別之間的關系日益緊張。
村里的房子出現問題后，村民們多次向村鎮干部和寺河煤礦反映情況，希望他們能給村里找到出路。但寺河煤礦表示，400余萬元的補償款已經給了村里。4月下旬，晉城市政府的一位官員和寺河煤礦辦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員均證實了這一數據。
與寺河煤礦交涉無果，村民們轉而找村干部，主要是向村支書索要補償款。一部分人拿到了補償款，一部分人的房子基本沒有損毀，卻被村里確定為危房，也成功地拿到了補償款，而還有一些人卻什么也沒有拿到。
“拿到補償款的，基本上都是和村支書走得近的人。”這位村民說。
猜疑自始至終彌漫著。街頭巷尾中，人們總在猜測某某肯定給了村支書好處。被猜疑的人，往往會遭到沒拿到補償款的人鄙視和排斥。
幾名村民正在與記者閑聊時，一個女人走了進來，整個院子突然變得鴉雀無聲。她在院里搭訕了幾句，但沒有人回應她。等她似乎很知趣地走開后，另一個婦女才努了努嘴，做了一個鬼臉，笑著說：“這家和村支書家關系不錯。”
“村里的風氣變了，勾心斗角的人多了。”這位村民嘆了一口氣，“一些人和另一些人簡直就像有仇。”
當這座村莊日漸沉陷，有一種東西也悄然而逝
當這座村莊日漸沉陷，有一種東西也悄然而逝。
王玉珍如今住著的村委會原辦公室，也早已被劃定為危房。今年春節，她家連團圓飯都沒有吃，甚至，都沒有包餃子，只是胡亂煮了一點東西吃。
“人都活成這樣了，哪還想得起來包餃子。”老太太皺起一臉皺紋，環顧她那只有12平方米的居室。一床一柜一幾一沙發一火爐，幾乎擠滿了房間的三分之二。只有門前的春聯依然鮮艷，給這里增添了些許生活氣息。
今年大年初一凌晨，她與同住一棟樓上的李小志一家共同燒了一堆年火，這年就算過完了。而此前幾年，她甚至連年火都懶得燒。
他們的樓下是一個大院，院子里的雜草郁郁蔥蔥，遍地垃圾。唱戲的舞臺孤零零地豎在院子里，空蕩蕩的。鳥兒們在舞臺的頂部扎了窩，嘰嘰喳喳叫個不停。
好久都沒有唱戲了。以前，每年元宵節，村里都會請外面的劇團來唱一出。王玉珍喜歡聽戲，戲臺前少不了她的身影。可現在“即使有戲也沒心情聽了”。
四五年來，沒有新媳婦嫁到大安頭村。“村里小伙子想媳婦都想瘋了。”一些小伙子無奈到女方家倒插門。可即便如此，村里30歲左右的大齡青年已接近30個。因此，大安頭村，又被村里人戲稱作“亢漢(光棍)村”。
“家不像家，村不像村。”王玉珍抱怨道，“現在的村子死氣沉沉的，沒有一點活力。”
村里的小賣部半天沒有人進來買東西，店主干脆閉目養神。不少貨物落滿了灰塵，他也不擦，似乎也不指望能賣出去。除了必需的日常生活用品外，這里沒有更多的品種。
“以前村里很熱鬧。”王玉珍說。在房子沒有出現問題前，逢年過節，紅白喜事，小孩滿月，學生上學，都會有親戚朋友捧場，吃喝一通，樂上一通。
李小志也很懷念從前的歲月，他認為“那種日子過得富足并充滿詩意”。
那時，村里的男勞力，基本都在外找到了吃飯賺錢的飯碗，日子過得“比較風光”。水泥預制板結構的樓房蓋了起來，豪華的家具和新潮的電子設備搬進了家，衣服光鮮了，日用奢侈品也多了起來。男人們隔三差五就會邀朋呼友，搞點新鮮的肉食，炒上幾個時令蔬菜，或淺酌，或痛飲，吹吹牛皮，發點牢騷，說點閑話。趁午后或夜晚的空閑，幾個人湊在一起，下下象棋，打打撲克，玩玩麻將，時而爭得面紅耳赤，時而笑得合不攏嘴，度過了一段段歡快時光。女人們打著毛衣，納著鞋墊，東家長西家短地扯著閑話，時而開懷大笑，時而掩口吃吃。
沒有病人或不出診的時間，李小志也喜歡湊在人群中，開句玩笑，講個笑話，樂呵一陣。但這幾年，他跟王玉珍一樣，“再也沒有什么心情了”。
這么長時間，政府也該給我們想出辦法了吧
王玉珍一早就要到鎮政府找領導，希望領導告訴她以后怎么辦。她把這叫作“上班”。
自窯洞坍塌后，她抽時間就去鎮里“上班”。路走了不少，路費也花了不少，話也說了不少，可她依舊還住在危房里。
她的房子坍塌后，村支兩委和寺河煤礦都派人看過現場，最終沒有人告訴她以后該怎么辦，她也沒拿到補償款。王玉珍最后都懶得讓人再去看房屋廢墟，也懶得一遍遍重復自己的不幸。現在，她只想知道以后她該怎么辦，村里人該怎么辦。
“跑了好幾年，我也知道沒什么希望。想不出別的辦法，只能一趟趟找政府。”她擦了擦眼淚，捋了捋白發，挎上包裹又上路了。
村子里來了一輛收購糧食的三輪車。響亮的吆喝聲，并沒有調動起村里人賣糧的熱情。蕭條的生意讓這兩人打不起精神，一個人坐在石頭上開始打盹。
“沒人敢賣糧，手頭再緊，也不敢賣掉保命糧。”坐在石頭上曬太陽的老頭說。
傍晚，“下班”回來的王玉珍帶來了村莊集體搬遷的消息。不少人擠到陳小娥借住的家，聽王玉珍講關于村子命運的消息。
等王玉珍說完，大家七嘴八舌，開始發表自己的看法。有人說，附近有村子集體搬遷的，可搬來搬去，搬不出沉陷區，說不定哪天又會出問題。也有人說，搬出去后又面臨新的問題，比如種地，就不好解決。
議論了一會兒，大家又追問王玉珍這個消息的真偽。
“我也不知道準不準，是在鎮上聽說的。明天我問問。”王玉珍起身走了。
其他人又議論了一會兒，隨后也散了。剩下陳小娥一個人在廚房里忙活兒。
廚房里擺有兩套廚具，一套是主人的，一套是陳小娥的。兩套廚具占據了大半個廚房的空間，本就狹小的空間顯得更加擁擠了。而她現在住的房間，因為沒有自己的家具，衣物和床上用品只得擺放在沙發上，堆得像一座小山。
陳小娥一直想在墻上釘幾個釘子，把一些零碎東西掛起來。可是丈夫不讓，因為這不是自己的房子，不能隨便釘釘子。
“將就著過吧。”陳小娥嘆了一口氣。
“這么長時間，政府也該給我們想出辦法了吧。”她的丈夫接過話頭。
山里的夜逐漸冷了起來。夫妻二人相視而坐，沉默不言。
突然，外面跑進來一條狗，她的丈夫叫了一聲：“錢，過來。”狗本來沒有名字，他隨口給它起名叫“錢”。陳小娥忍不住笑了：“就你俏皮話多，可是派不上正場。”氣氛一下子活潑了好多。 (郭建光)
[上一頁]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