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人世間》透過東北江遼省吉春市同樂區光字片街道工人周志剛一家三代近50年奮斗歷程，展現了中國當代社會從20世紀60年代到21世紀頭十余年間紛紜繁復的人世間景觀，帶給廣大觀眾以豐富而深厚的意義品味。這部劇誠然可以從若干不同視角去評論，但在這里不妨簡要地說，它的出現本身就構成一個鮮明的信號，表明探索日久的中國式現實主義文藝范式在此刻已臻于成熟之境。

　　這部劇在外來現實主義美學原則與中國文化傳統之間的相互結合或交融上有著突出的建樹。作為創作原則之一的現實主義，在進入中國后一百余年間，歷經“寫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等若干階段探索，在這部劇中終于找到一條與中國文化藝術傳統相結合的獨特道路，演繹成不妨暫且稱為心性現實主義的中國式現實主義原則。心性或稱心學，在這里是一個可以包括儒家的仁義之心、道家的天地之心和佛家的即心是佛等諸多學說的以人的心性涵養為核心的思想傳統和行為模式，要讓真理在主體的心性涵養中獲得自明，釋放出豐富而又蘊藉深厚的意味。此前的一些年代劇，如《金婚》(2007)、《溫州一家人》(2012)、《圣天門口》(2012)、《正陽門下》(2013)、《父母愛情》(2014)、《平凡的世界》(2015)、《雞毛飛上天》(2017)、《白鹿原》(2017)、《情滿四合院》(2017)、《大江大河》(2018)等，都已經在這種心性現實主義范式探索上作出了彼此不同而又同樣重要的美學建樹。而正是在《人世間》從長篇小說到電視劇的跨門類文藝轉變中，這種心性現實主義范式在以往探索基礎上顯示出成熟的美學風范。

　　其一，仁厚評價滲透于真實描繪中。這部劇對于過去50年間中國社會歷次風云變幻都作了沒有刻意回避的如實描繪，讓觀眾能夠在心靈深處喚起深切共鳴，仿佛周志剛和李素華夫妻間長期分離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一樣。再有就是沒有沿著“好人有好報”的套路走下去，而是忍心讓好人遭遇偶然或必然等原因造成的苦難。作為鄭娟和周秉昆心頭肉的兒子周楠，不料考入美國大學后突遇槍擊而亡，而周秉昆又在憤怒地與駱士賓的搏斗中致死對方而入獄，這個歷經重重苦難而修煉成的模范夫妻之家驟然間落得家破人亡的結局，實在是好人卻無好報。但與此同時，該劇也沒有讓觀眾一悲到底而不可收拾，而是在對于悲劇性苦難的如實描繪中始終滲透入中國式心性智慧，特別是儒家式仁厚之心及“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等堅韌毅力的傳達。這在劇中的具體表現就在于，全部人物幾乎都沒有一壞到底之壞人或惡人，而是多數是好人，即使是少數有過失或過錯的人物也都有其善的或由惡轉善的機會。曾經出于私心而對周秉義惡意舉報的德寶和春燕夫妻，最終也由于周秉昆和鄭娟夫妻的仁厚、憐憫、仁慈之心感召而幡然醒悟，重新回到“六小君子”群體中，和好如初。這顯然是真實性追求受到仁厚之心的過濾或制導的緣故。

　　其二，理想抒發與冷峻反思相交融。既然是現實主義作品，無疑需要對于所描繪的當代社會現實予以冷峻的審視。這一點該劇確實做到了：對于所涉及的當代歷史遺留問題以及現實中仍然存在的問題，該劇都沒加回避。對于周秉義周圍官場中那些不法之徒或不正之風，包括他的“哥們”姚立松的腐敗和墮落等不良現象，該劇主要通過周秉義的正派作風及其堅守之不易，以及對于姚立松的誠懇規勸，作了無情的暴露。相比而言，該劇注意高揚正面力量和理想主義精神的能動性一面，特別是讓這種正面力量和理想主義精神不僅來自中國城市的普通市民周志剛和李素華夫妻的日常言行中，而且也來自郝省長和金月姬夫妻等正派高級干部家庭中，并且更讓這種優良傳統在這兩個家族的后代中獲得傳承。當郝冬梅向母親金月姬責備丈夫周秉義不幫助即將被出版社開除的周秉昆說情時，金月姬回答說：“千里之堤毀于蟻穴，都是從小事開始的，現在社會上公權私用的現象越來越多，大家都習以為常了，要是人人都覺得手中有權、不用作廢，那這個社會就離崩潰不遠了，從這個意義上講，秉義是對的。”這席話體現了當今正面力量和理想主義精神的引導力。而周秉義在工作中也確實是這樣以身作則地履行的。他不僅身正廉潔而且力求開拓進取、為民造福，在明知喝酒傷身的情形下，為了爭取投資商，竟然帶著胃痛的虛弱之身去拼酒而住進醫院。這樣的正義為官的風范，始終受到正面力量和理想主義精神的引領。

　　其三，從本質洞察到傳神寫照。這部劇不是像在19世紀歐洲狄更斯、巴爾扎克、庫爾貝等經典現實主義文藝家手中那樣，要透過社會的真實性或客觀性刻畫而獲取對于現實的本質或規律的科學性認知，而是自覺地傳承了中國式興味蘊藉傳統，在周志剛家族故事以及相關故事的敘述中留下了大量不予硬性評價的“空白點”或“未定點”，蘊含意味深長的意義空間，允許觀眾自動進入其中去填空和品評。對于周家三兄妹的人生道路，觀眾完全可以引申出各自的不同體驗和評價，無論是仰視、認可、贊美，還是不解、反對、鄙夷等。當然，如果觀眾仰視但無法企及周秉義剛正有為的上層為官之道，理解但不認同周蓉孤芳自賞的為學之道，憐憫而贊美周秉昆憨實仗義的普通打工者之道，也都是正常的事。對于所描繪的人世間風云，該劇留下了多義、不確定而又可以反復回味的廣闊空間，而把終極仲裁的權利開放地留給觀眾。一邊看周家三代故事演變，一邊回想自家人生歷程，觀眾想必都會給出屬于他們自己的多樣而又合理的評判。當這些六、七十高齡的老者，年屆四、五十的中年人以及正當二、三十歲的年輕人，都把自己不同的人生體驗競相投寄到故事縫隙之間，得出他們各自的人生體驗和領悟時，該劇的敘述任務就已經完成了。一部好作品的意義，不應讓觀眾感覺一覽無余或只獲得一種解讀，而應余意豐盈，余興悠長，讓他們在作品的“深文隱蔚，余味曲包”中自主地領略其傳神寫照的多義美學效果。

　　如果談及還可以提升的地方，那就是該劇如果能夠在有關當代社會歷史變遷的史識上有更具原創意義的藝術發現以及更有力度的深刻批評和熱烈贊揚，當更佳。盡管如此，《人世間》通過長篇小說和電視劇的牽手，已經共同助推中國式心性智慧引領現實主義精神原則，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現實主義的藝術道路，這條經驗想必可以給予當代同類題材敘事類文藝創作以有益的美學范式啟迪。

　　(作者：王一川 為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教授、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