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3月18日電 題：大江健三郎的多面人生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仇廣宇

　　據日本媒體報道，大江健三郎于3月3日去世，享年88歲。他是繼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也被認為是一位極其富有人文精神的作家。他的作品思想受到法國哲學家薩特的影響，有著存在主義思想的影子，同時，中國的魯迅、郁達夫等作家的作品也對他的人生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他把從不同文化中獲得的養分匯聚在自己的作品中，用文字展現著生活在不同角落里的人們的精神狀態，也提醒人們，在面對人類靈魂中的黑暗和生命中的無數挫折時應該怎樣自處。

　　與魯迅和中國的緣分

　　2009年1月16日，位于北京阜成門的魯迅博物館內，人們突然發現，在此走訪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不見了。經過一番尋找發現，原來，這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在旁邊的一側蹲了下來，淚流滿面。后來，在觀看魯迅手稿時，他也是匆匆看了一眼就趕快放下，生怕自己再度情緒失控，影響身邊的人。在大江健三郎心里，一直將魯迅視作精神導師。

　　多年來，大江健三郎與中國互動頻繁。他從1960年起開始來中國走訪，據不完全統計多達6次。他曾受到中國老一輩領導人的接見，與巴金、莫言這些作家也成為忘年交。

　　大江健三郎的父母在他出生前到過中國，在北京居住了很長一段時間。后來，父親還給他講過茴香豆的“茴”字是如何寫的。在他9歲時，酷愛文學的母親送給他一本巖波文庫出版的魯迅小說集。少年時期，他就對《孔乙己》這篇小說印象深刻，也想長大后成為小說中那個“講故事的少年”，去觀察社會和人類。

　　23歲，大江健三郎受到魯迅短篇小說《白光》中一段情節的啟發，發表了第一篇小說《奇妙的工作》。小說發表后，他興奮地拿給母親看，但母親不為所動并對他說，她曾經希望他以魯迅的《故鄉》為標桿進行文學創作，但他的水平還差得很遠。

　　大江健三郎嚴格按照母親給予的高要求去踐行成為職業作家的夢想。很快，他在日本文壇嶄露頭角。1958年，大江健三郎的短篇小說《飼育》發表于《文學界》，獲得第39屆芥川文學獎，成為冉冉升起的新星。此后10年間，他不斷有優質作品問世。1967年，他的代表作《萬延元年的足球隊》轟動文壇。故事通過具有神話色彩的表現方式建立起現實與歷史的連接，雖然他沒有提到這部作品與魯迅的聯系，但很明顯，這種手法和魯迅的《故事新編》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

　　1960年，大江健三郎第一次訪華就見到了郭沫若、巴金、老舍、茅盾和趙樹理等人，還品嘗了北京烤鴨，對中國文化有了第一次直觀了解，也結交下這些作家朋友。2005年巴金去世時，大江健三郎撰文悼念稱：巴金先生的《隨想錄》樹立了一個永恒的典范——在時代的大潮中，作家、知識分子應當如何生活。我會仰視著這個典范來回顧自身。

　　大江健三郎和莫言的友情更讓人津津樂道。早在大江健三郎1994年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他就開始向世界文壇推薦莫言的作品，甚至很早就發出預言，認為莫言一定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2002年，大江健三郎終于來到莫言的家鄉山東高密，與莫言的家人見面，一起吃餃子，相談甚歡。大江健三郎覺得，他和莫言都是從自己出生的小村莊出發，把離開家鄉后的感想和傷痕通過文學手段推向世界，從這一點看，他們二人十分相像。莫言覺得大江健三郎如魯迅一樣，也在尋求“絕望中的希望”。晚年的大江健三郎依舊視魯迅為精神導師，甚至隨手就能引用關于魯迅的句子。

　　熟悉的名字，艱深的作品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教授許金龍是大江健三郎作品中文版主要譯者之一，也是大江健三郎的好友。大江健三郎去世的消息傳來，他難受了很長時間。

　　即便不是文學愛好者，對大江健三郎的名字也不會感到陌生，在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序列中，大江健三郎的中文版銷量雖然一直不低，卻仍局限于一個較小的范圍，熱度遠不如他的同胞村上春樹、川端康成等人。

　　如果說川端康成筆下的日本是“美麗的日本”，那么大江健三郎筆下的日本則是“曖昧的日本”。正如大江健三郎自己曾在演講中提到過的：曖昧的進程使得日本在亞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歐全方位開放的現代日本文化，卻并沒有因此而得到西歐的理解。他的作品所表現的，正是這個于現代化進程中在東西方夾縫中身份“曖昧”的日本人。

　　種種因素疊加，使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在知識界大受歡迎，卻一直無法徹底走入大眾視野。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中國，在日本甚至全世界也是一樣。到目前為止，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并未全部在中國出版；他的一些作品在全球范圍內被改編成影視劇，總體而言反響也較為平淡。大江健三郎自己注意到了這種現象，一次在北京參加活動時曾調侃，對村上春樹在中國被討論的熱烈程度，他甚至有些“嫉妒”。

　　近年，中文翻譯界正在馬不停蹄地譯介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可惜的是，作者本人卻在成果出版之前離去了。許金龍和人民文學出版社一直在進行大江健三郎文集的翻譯工作，文集總共要出四十卷本，其中第一輯十四卷本即將出版。許金龍說：“我們要沿著大江先生未走完的道路繼續走下去，他尚未做完的事我們來做，能做多少算多少，能走多遠算多遠。”

　　作家的多面

　　大江健三郎出身于富裕的農村家庭，生活環境優美，家中還有大量藏書。如同母親對他嚴苛的希望那樣，大江健三郎對自己寫作的要求同樣嚴苛。他認為，文學不應止于描摹現狀，希望自己的文字不僅僅是書齋里的游戲，更要直指現實，探索出一條精神的路。

　　現實似乎也在不斷考驗著他。

　　20世紀60年代，大江健三郎的長子大江光出生，卻患有先天腦殘疾。為了給孩子治病，大江健三郎耗費了極大的心力，但是收效甚微，他自己也差點為此輕生。在他的小說《個人的體驗》等作品中描寫了這種內心的煎熬，其中有人性黑暗、恐怖的一面。但最終，主人公依然選擇戰勝這種灰暗和煎熬，堅持著走完人生的路。

　　事實上，大江健三郎的文字也影響了他和家人的生活選擇。大江健三郎和妻子一直堅持為兒子治療，三口人一直生活在一起。每天晚上，他都要幫助行動不便的兒子蓋上毯子，這件事儀式般地持續了很多年。后來，大江光奇跡般地克服了先天殘疾，成長為日本知名作曲家；大江健三郎也在兒子激勵下，走遍廣島地區進行調研，并完成了《廣島札記》的寫作。這種由挫折而來的力量似乎一直在激勵著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大江健三郎又持續創作了近30年，打破了日本人常說的諾獎“死亡魔咒”。

　　2006年9月，大江健三郎在訪問中國時參觀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并與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座談。他的一生都在反對軍國主義。

　　大江健三郎的一生充滿矛盾。他筆耕不輟、自律，追尋和平、反戰與美好的事物，這是他的光明面；同時，他也會被重壓壓垮，時而抑郁發作，陷入內心的晦暗，甚至需要依靠酒精幫助睡眠，這些是他內心的黑暗面。但更多的時候，他是個普通人。接觸過他的人都說，他并非如人們想象的那樣是一副嚴肅的知識分子的形象，時常顯露出幽默甚至有些滑稽。

　　大江健三郎并不是一個被符號化框定的作家，而是一個真實而復雜的人。人們即便現在讀不懂他，也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能夠走近他，與之共情。或許在他去世之后，他的作品會在中文世界掀起更大、更深遠的影響力。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給予他的授獎詞是這樣寫的：“以富于詩趣的表現力，創作出虛實結合的世界，以震撼讀者心靈的方式刻畫出現代人的困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