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孫建偉:為何“華瓷西傳”對西方的影響“不止于文化”?
中新社上海7月3日電 題:為何“華瓷西傳”對西方的影響“不止于文化”?
——專訪加拿大收藏家拉斯洛·保拉克維茨夫人孫建偉
作者 樊中華
17世紀前后,歐洲海運業的發展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促成了中歐瓷器貿易的規模化。華瓷西傳不僅構成了世界文化一次前所未有的大交流,也成為推動歐洲經濟崛起及工業革命進程加速的有生力量之一。中國瓷器何以具有如此“能量”?幾百年前的全球瓷器貿易又對今天有何啟示?
近日,加拿大收藏家拉斯洛·保拉克維茨(Laszlo Parakovits)與夫人孫建偉收藏的歐洲300年300件古董陶瓷在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展出。孫建偉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講述藏品背后“華瓷西傳”的故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你如何意識到歐洲古董瓷器中蘊藏著中國文化對世界產生的巨大影響?
孫建偉:2005年左右,隨著中國擴大開放、經濟崛起,西方多國抨擊中國“仿制”工業產品、“侵犯版權”。遇到有人拿此說事,我先生告知他們,每一個工業的起步都是從仿制開始的,歐洲瓷器是在復制了中國瓷器百余年后才問世。他在收藏中找出50件歐瓷復制中國瓷器的實樣來證明。這些瓷器不似中國常見器型,卻又透著“中國味道”。中國瓷器進入歐洲并受到狂熱追捧后,歐洲制瓷業經歷了以陶器仿制中國瓷器、將進口的中國瓷器用金飾等再加工、向中國定制瓷器,直至法國傳教士打探到景德鎮制瓷秘方才得以獨立生產。
我先生就此發表了題為《中國瓷器與歐洲經濟發展》的文章,提到瓷器制作是一門古老的中國藝術,中國瓷器在17-18世紀的歐洲是終極奢侈品,當時歐洲人都在拼命模仿中國的瓷器制造和裝飾,這促成整個歐洲制瓷業實現巨大擴張,在推進工業革命和英、德、法等國的經濟崛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天,歐洲最值得驕傲的藝術成就之一,就是其過去兩百年來生產的大量瓷器。沒有來自中國的瓷器和靈感,西方就不可能發展出工業革命中最重要的新興工業之一——制瓷業,也不可能發展出其最重要的藝術形式之一。在中國“復制”西方的任何產品或想法之前,西方已復制了中國200年。
這篇文章在西方發表后,轉載量、閱讀量連續數月節節攀升,引起很多西方人對當時所謂“中國復制西方產品”論調的反思,我也重新認識了早期中西瓷器貿易對西方的深刻影響。
中新社記者:美國世界史專家羅伯特·芬雷在其著作《青花瓷的故事:中國瓷的時代》中也指出,“1000多年來,瓷器是全世界最受推崇,也是最被廣泛仿制的物品”,他也同時指出,華瓷西傳促使“真正的全球性文化首次亮相”,你如何理解這一評價?
孫建偉:中國瓷器最早在14世紀傳入歐洲,17世紀前后才形成大規模貿易。當時,精致、漂亮、輕巧的中國瓷器與歐洲的銀、鐵、木制餐具等相比,在工藝與審美水平上都遠遠勝出,進一步“印證”了利瑪竇、馬可·波羅等對中國的美好描述,令歐洲人欽羨并為之狂熱。中國瓷器被歐洲王室、貴族、富人當做藝術品收藏、展示、炫耀,成為財富、權力、身份地位的象征,其所承載的“中國風”也因此作為歐洲高雅文化的代表,引領時尚審美,并成為文藝復興中的文化傳播載體之一。
盡管中國瓷器被大量引入歐洲,但遠不能滿足其需求。因此幾乎同時,歐洲開始了對中國瓷器的仿制。最初是以陶器繪制十分接近中國瓷器的紋樣“以假亂真”,其中最有名的荷蘭代爾夫特陶就是仿制中國青花瓷,以白底藍紋繪制中國風格的亭臺樓閣、田園生活、山水風景等。這些陶器紋樣帶著西方風格的想象和演繹,并以歐式器型與中式紋樣結合,體現出東西文化雜糅的特點。
歐洲人還會以傳統加裝鑲嵌金飾的方式,對珍貴且易碎的進口中國瓷器進行保護并強調其稀有性。后來,歐洲向中國定制的瓷器中也出現了鎏金需求。此外,歐洲定制瓷器中,有一部分是中國畫工根據訂單提供的樣品或需求,仿照西洋畫的色彩和宗教神話等紋樣進行彩繪,由于中西文化背景和繪畫技法不同,畫工在繪制過程中常加入自己的理解、想象,形成一種文化雜糅。歐洲也從中國進口白瓷,由其藝術家進行繪制再加工,是“中國瓷”與“西洋畫”結合的另一種方式。
有意思的是,歐洲曾想象模仿的一些“中國紋樣”,后又成為其定制需求送往中國,在中國生產后再運回歐洲,就形成了并非中國原創又難分彼此的“文化雜交”瓷器,其中柳樹紋樣青花瓷器最具代表性。事實上,中國用于繪制精美青花的鈷料來源于古代阿拉伯地區,青花瓷紋樣也帶有伊斯蘭文化的影響。因此可以說,中國瓷器的全球性傳播為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絕佳載體。
中新社記者:你剛才提出,華瓷西傳對西方的重要影響遠不止于文化?
孫建偉:是的。隨著瓷器貿易不斷擴大,中國瓷器從“奢侈品”逐步成為普通民眾也能消費使用的日常餐具器皿。17世紀,中國茶葉輸入歐洲后,與瓷器茶具一同引發下午茶文化的風靡,中國瓷器的市場需求與日俱增。有記載在17世紀末到18世紀末的近百年中,超過兩億件中國瓷器被進口至英國。瓷器貿易使大量的白銀等金屬貨幣流向中國,在歐洲多國形成巨大貿易逆差,引起歐洲人的深切焦慮。當時歐洲對中國瓷器的追捧與抵制甚至詆毀是同步進行的,因此,獨立造出中國瓷器,對歐洲而言不僅是文化仰慕,更是其捍衛經濟之需。
盡管這百余年間歐洲對中國瓷器的仿制從未停歇,但其始終沒能掌握核心的制瓷工藝,質量與成本完全無法與中國瓷器相較。為盡快掌握這一“高科技”,歐洲不遺余力地派遣傳教士來華探取制瓷秘方,其中法國傳教士殷弘緒有意前往景德鎮傳教,將打探到的制瓷原料和工藝流程等信息傳回法國。這些信息公開發表后,歐洲各國不斷尋找高嶺土,反復試驗,最終在18世紀初造出了硬質瓷。
幾年后,出身陶瓷世家的英國人喬舒亞·韋奇伍德創立了韋奇伍德陶瓷廠。他根據殷弘緒所記載的景德鎮復雜的陶瓷生產工序,仿照景德鎮制瓷的分工來組織工廠生產,打造了歐洲首條工業化的陶瓷生產線,使瓷器得以批量化生產,形成了現代工廠制度。他發明了陶器窯的溫度計,也成為工業革命中工廠標準化大規模生產的重要設備。
18世紀,歐洲各國大小瓷廠無數,制瓷業作為一種新興工業推進了各國的城鎮化進程,瓷器出口也為英、法、德等賺取了大量利潤。制瓷業不僅是英國工業革命中最重要的產業之一,也引領了歐美新消費革命,為歐洲經濟崛起積累了可觀財富。
今天不少國家總認為世界貿易是一場零和競爭,而中國和歐洲早期的瓷器貿易表明,貿易不僅會使雙方受益,還會帶來許多無法預見的積極結果。
中新社記者:今天瓷器已在全球普及,作為其起源地,中國應如何引領瓷器文化產業新發展?
孫建偉:我們必須認識到,以英國為代表的歐瓷可“后來居上”,也離不開其持續的本土化創新。早在仿制中國瓷器時期,歐洲人就在進行各種“微創新”,如18世紀的荷蘭女皇形象藍白陶瓷大酒罐,模仿青花的色彩與花紋,卻是立體的、可將人物頭發揭開為蓋的實用器型;樣式繁多的英式茶杯,是在中國茶杯基礎上添加手柄,更便于拿捏,也打開了新產業之路。
韋奇伍德也是因創新成為“英國陶瓷之父”。他先后研制出奶油瓷、骨瓷等新產品,創新出啞光色澤和白色精致浮雕等獨特風格。英國也以設立專利法、行業促進會等方式為瓷器產業的革新發展保駕護航。
創新是支持產業長足發展的第一動力。今天,中國制瓷也要以創新創意為要。十幾年來我不斷將歐洲古董瓷器帶回國內巡展、捐贈,希望中國年輕一代能通過這些藏品,看到華瓷西傳背后中國瓷器文化與產業的輝煌,樹立文化自信,同時也通過歐洲以創新的技術、理念和設計,將中國瓷器“本土化”的過程,反向學習文化的融合創新,推動中國瓷器文化產業的發展躍遷。(完)
受訪者簡介:
孫建偉:加拿大籍華人,國際資深古董收藏家。孫建偉和先生Laszlo Parakovits從事歐洲古董收藏三十多年,是近代收藏歐洲古代藝術品品種最廣和數量最大的收藏家族之一,多年來致力于推動中國瓷器的東西方交流互鑒和相關課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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