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15日電 題：共建“一帶一路”如何應對經濟逆全球化？

　　——專訪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

　　作者 張楊彬 林世雄 楊程晨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本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面向全球提供的公共產品。這一倡議提出十年，其重要成果之一是切實助益共建國家和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發展，為世界經濟注入能量。但某些批評、詆毀聲音將其比作“新殖民主義”，伴隨發展過程。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從倡議提出十年的時間維度，詳談他眼中“一帶一路”倡議的全球貢獻。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說，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將中國與中亞、歐洲相連接，意義深遠。“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對國際政治產生了什么影響？

　　鄭永年：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發展缺少動能，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西方自顧不暇，沒有能力和動機來幫助發展中國家。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在金融危機后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倡議和項目，吸引多國加入。

　　從早期基礎設施建設到現在提倡的數字經濟、綠色經濟，中國提供給國際社會的這一國際公共產品，其內容在不斷豐富變化。其意義首先在于推動世界經濟增長，例如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反貧困工作就比其他地區做得好，以基建為核心的建設為地區經濟增長帶來動能。

　　其次，十年來，“一帶一路”倡議謀求區域經濟共同發展，而非西方一些人所言的謀求地緣政治、爭奪世界領導權。無論是中歐班列，還是中老鐵路、雅萬高鐵等，中國都是在支持沿線地區開發，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和反貧困事業。

　　中新社記者：“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美國及歐洲一些國家的一些人不乏批評反對之聲，甚至大肆詆毀和妖魔化，為什么他們如此抵制“一帶一路”？

　　鄭永年：西方一直有聲音污蔑“一帶一路”是“新殖民主義”“債務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等，這是將西方邏輯強加在中國身上。近代以來，“國強必霸”是西方不變的旋律，但是中國一直公開反對。幾千年的歷史證明，國強必霸最后只能走向滅亡。

　　“一帶一路”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倡議，中國的一貫態度是，凡是能推動當地發展的，無論哪一國的方案都應受到歡迎。近年來，西方國家也推出過對抗“一帶一路”的所謂公共產品方案或倡議，但都未得到落實。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與西方保持緊密關系，走的是西方道路。但現在來看，很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采用西方模式的發展效果并不算成功。“一帶一路”倡議只是為他國提供了中國方案。我想，西方妖魔化的聲音還會存在下去，中國要坦然處之，用證據說話。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目前美國和歐洲提出的這些替代“一帶一路”倡議的公共產品方案無法真正啟動、落實？

　　鄭永年：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受西方國家自身發展限制。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西方多數國家難以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國內問題此起彼伏時，對外部便無力應對。

　　二是缺乏推動方案落地的工具。美西方通過資本走向世界，政府是輔助性的；而現在針對“一帶一路”的替代方案都是以政府為主體，資本并不那么感興趣。當相關方案無法靠強有力的政府來推進，又與資本利益不符，失敗是必然的。

　　三是附加性條件太多。相比“一帶一路”，西方提供的這些替代品投資給當地帶來的政治或意識形態包袱太重，推動不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

　　這些年，這三種情況不僅沒有變，反而在強化。美西方已多次提出面向發展中國家的貸款計劃，幾乎都不了了之。這些舉措更像是一種宣傳語言。當然，中國也希望和歡迎這些方案能在發展中國家順利推行，只要能真正幫助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中國沒有排斥西方，也沒有替代西方。

　　中新社記者：近期有評論表示，美西方提出的發展計劃無法滿足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真實需求。從金磚國家的歷史性擴編來看，您認為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的需求是什么？“一帶一路”能滿足需求嗎？

　　鄭永年：需求決定發展。包括美國、歐洲這樣的發達經濟體面臨的問題是發展，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更需要發展。

　　中國在過去40年間幫助8億多人口脫離絕對貧困，而世界很多發展中國家的貧困人口不減反增，不少發展中國家經濟處于滯脹狀態。

　　發展是最重要的，這也是為什么那么多國家對以發展為導向的“一帶一路”倡議感興趣。許多發展中國家意識到，要保持政治穩健，首先要發展。就像中國的一句老話：“有恒產者有恒心。”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筑，政治制度穩定的前提是經濟搞上去。

　　中新社記者：亞洲和非洲一些國家在歷史上深受西方殖民影響，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不斷深入，西方因此出現了“新殖民主義”等妖魔化“一帶一路”倡議的論調。您怎么看？

　　鄭永年：中國幫助共建“一帶一路”的發展中國家，修建公路、橋梁、高鐵、醫院、學校、體育館等基礎設施，都是滿足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所需。有完備的基礎設施才能發揮國家的比較優勢，進而創造工作機會、增加稅收，這也是中國自己的經驗。

　　什么叫“殖民主義”？簡單來說就是把本國制度強加給另一國家，把他國國民變成為本國服務的民眾甚至奴隸，或直接消滅當地人。如大洋洲土著居民、美洲印第安人都面臨過“種族滅絕”的災難。中國從古至今沒有這樣做過，西方不應把自己血淋淋的歷史強加給別國。

　　中國人的文化是和平的文化，中國沒有零和博弈的概念，而是希望實現共贏。對周邊國家，中國希望睦鄰、和鄰、富鄰。從經濟學的角度，一個國家富裕起來了，周邊國家都還處于貧困狀態，那么單獨一國也不可能可持續發展。中國在國內講共同富裕，在國際層面講共同發展，這是中國的邏輯，跟西方從個人主義出發的邏輯不一樣。

　　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曾說，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相處了幾千年，沒有把哪個東南亞國家變成殖民地，而西方人一來沒多久，整個東南亞就變成了西方的殖民地。

　　中國的“一帶一路”為什么能走出去？最關鍵的還是當地國家歡迎。中國不像以前歐美殖民者用軍隊強迫打開他國大門，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是主動向中國開放的。所謂“新殖民主義”沒人會相信，尤其是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民眾更不會相信。

　　中新社記者：當前全球化遭遇逆流，“一帶一路”倡議能做什么？

　　鄭永年：“一帶一路”是一個倡議，大家有事好商量。中國沒有強迫別國加入。我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一帶一路”倡議。

　　逆全球化從美國一直在向發達國家延伸，對世界經濟產生持續的負面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共建“一帶一路”是中國為順應經濟全球化潮流提出的一個解決方案。世界力量是多元的，全球問題不能只靠一個力量解決，需要更多區域性、世界性組織來推動發展。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一帶一路”建設的發展前景？

　　鄭永年：“一帶一路”自提出至今，經驗和成果頗豐。比如在基礎設施方面，中老鐵路、雅萬高鐵等都起到示范效應。最初老撾、印尼國內也有一些懷疑聲音，但項目一經建成，給當地帶來巨大利益，也產生很好的效果，這些質疑聲就停了。

　　剛開始，推動倡議的主力只有中國。但那些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和地區，尤其是在這個過程中完善了基礎設施建設、有了發展動能的成員，也會一起推動。盡管現在世界經濟增長疲軟，但“一帶一路”建設還會繼續前行、更快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在開始幾年持續投入，后續就會到收獲時節。

　　當然，中國也要不斷總結經驗，在未來能做得更好。如債務問題需要重視；再如標準問題，其實“一帶一路”建設的環保標準、技術標準很高。

　　中新社記者：“一帶一路”為共建國家長遠發展賦能，您認為參與各方應秉持什么樣的精神？

　　鄭永年：我認為務實很重要。一定要符合當地社會需求，而非西方需要。“一帶一路”倡議不是做給西方看的，而是要推動當地發展的。各國有不同的需求，只有符合需要，“一帶一路”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所以我覺得應當秉承務實、合作、共贏的精神。(完)

　　受訪者簡介：

　　 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Springer-Nature) ARPE學術期刊(The Asia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主編、羅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中國政策叢書》(China Policy Series)主編和世界科技書局(World Scientific)《當代中國研究叢書》(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編。獲中國北京大學法學學士(1985)、法學碩士(1988)、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碩士(1992)、博士(1995)。歷任中國北京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系講師；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資深研究員；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所長。曾任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和美國麥克阿瑟基金會(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研究員。主要從事國際關系、外交政策、中美關系、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系研究。近年來，先后出版和主編著作近百部，其中英文專著10余部。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