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澳大利亞出臺針對16歲以下青少年的“全球最嚴社交媒體禁令”。國內外也有教育機構出臺類似禁令或倡議。

　　這些禁令或倡議無形中觸及一系列讓教育界人士感興趣的話題：對出生在互聯網時代的孩子來說，能否在他們成年之前，設置一個“硬隔離”，避免孩子過度接觸、依賴電子設備和互聯網？如果下定決心做這件事，治理重點在哪？明知孩子“觸網”終難避免，如此“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努力，意義何在？

　　近日，本報記者采訪了部分教育專家、教師和家長代表。

　　本期受訪專家——

　　鄭磊(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數字與移動治理實驗室主任)

　　劉虹(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

　　彭曉蕓(曾為上海某高校教師，現旅居英國，二孩母親)

　　-本報記者 張鵬 王星

　　出生在互聯網時代的青少年，真能隔絕于社交媒體之外嗎？

　　上月末，澳大利亞聯邦議會參議院投票通過法案，禁止該國16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這被稱為“全球最嚴社交媒體禁令”。今年9月，英國百年名校伊頓公學宣布，不允許低年級學生白天攜帶手機，學生必須在晚上上交電子設備。

　　日前，杭州一所學校也發布倡議，學生在16周歲之前盡量遠離社交媒體，不注冊社交媒體賬號。倡議書還建議家長們在家里減少使用社交媒體的時間，并監督孩子遠離社交軟件。

　　人工智能浪潮滾滾而來，但在全球教育界，對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說“不”的國家和機構卻越來越多。擔憂未成年人過度使用社交媒體、受到網絡上各類負面消息的沖擊，作為應對之舉，單純“禁止”使用社交媒體的“硬隔離”真的可以保護青少年嗎？

　　社交媒體真的讓學生發生變化了嗎？

　　記者：都說00后、10后是“互聯網原住民”，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似乎都深深地打上了互聯網的印記。您覺得，社交媒體真的給青少年帶來這么大的變化嗎？

　　鄭磊：我是2009年入職復旦大學的，那時候在大學里講課，年輕的學生思維活躍，會給我許多反饋，我講起課來也十分帶勁兒。但現在，我和身邊的同事都感受到，不論我們多么賣力地講課，即便是像講段子一般把內容講得豐富多彩，坐在課堂里的大學生們表情似乎都有點木訥。有些學生即便面對面坐著，他們相互之間、與老師之間的交流也不愿意多言，更傾向于動動手指，通過微信等社交媒體進行互動。

　　可能我們這代人會認為，這種交流方式是“病”，但有時我也會想，可能不能簡單地評判網絡社交的好與不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社交方式，比如，50后、60后這代人習慣書信社交，70后、80后則開始電話社交，而現在的青少年則習慣于網絡社交。或許，我們要認識并理解當下的這些青少年。

　　彭曉蕓：帶著家長和教師的雙重身份，在與學生打交道的過程中，我能深刻體會到網絡世界、社交媒體對青少年帶來的影響。無論是中小學生，還是我教書時曾經面對的大學生，注意力稀缺已經是一個全方位的問題，甚至能反映出學生生活的家庭環境。

　　可以說，網絡世界和社交媒體對學生和成年人都帶來了巨大的變化。當我作為大學老師站在講臺上時，我要變成段子手、脫口秀演員，以此留住學生的注意力。而中小學生的變化則更明顯，孩子的閱讀能力急劇下降，在應當培養文字閱讀習慣和能力的年齡，他們的生活被大量短視頻侵占，長遠來看，可能到了大學階段，他們的學習能力和思考力，也會出現斷崖式的下降。

　　劉虹：如果說90后是互聯網原住民、00后是數字時代原住民，那么10后、20后的孩子就是數智時代原住民，他們的成長環境中充滿各種智能設備和智能服務，這些不僅可以滿足他們的學習需求，也能滿足社交和娛樂需求。但隨之而來的，確實是孩子的人際交往需求和能力的下降。很多孩子不愿和家長面對面溝通，覺得父母和自己不在一個“話語系統”，有些孩子甚至寧可和網絡上的“虛擬朋友”徹夜聊天。家長也會覺得孩子越來越陌生，不愿對自己敞開心門。

　　記者：為什么現在的青少年容易深陷網絡的泥淖，背后動因究竟是什么？

　　劉虹：隨著科技的高速發展，青少年的社交媒體管理正成為全球治理的一個新議題。社交媒體帶來的網絡霸凌、同齡人壓力、詐騙等，這些都是沒有國界的全球性問題。

　　社交媒體的出現，不僅改變了孩子們的信息獲取方式和社會交往方式，更是打破了時空的界限，讓很多人處于24小時在線的狀態，這背后其實就有一個自我管理的問題。能否管理好自己的時間，能否平衡好自己的學習、休息和社會交往——這對于處在成長階段的孩子而言，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如今，很多親子矛盾爆發的根源，恰恰在于此。

　　而且，隨著社交媒體和各類游戲的普及，青少年沉迷于虛擬世界的現象背后，還有家長和孩子之間交流的缺失。回想我們讀書那會兒，每天晚上七八點鐘，家長經常會陪著孩子一起看看電視、聊聊天，但現在這樣的場景已經不復存在，更普遍的場景是，很多家長即便在家也是手機不離手，甚至有些家長自己也會沉迷于社交網絡或者手機游戲。如此一來，在本身就有限的家庭交流時間里，家長也無法和孩子進行太多有效溝通，更不用說走進孩子的內心世界。

　　正因為家庭內部情感交流的缺失，很多青少年才轉戰網絡、從而獲得情感需求上的滿足。在網絡的虛擬世界里，他們很可能比在家里更容易得到滿足和認同。

　　彭曉蕓：此前我們在上海工作學習時，我的大兒子有個困擾。已經上初中的他去公園玩，基本找不到同齡小伙伴。能與他結伴玩耍的多數是幼兒園的孩子，或者他干脆只能看公園里的老爺爺下棋。

　　我曾經與孩子討論過，為什么有的人會手機成癮？兒子的回答給我另一個看問題的視角。他說，現在很多同學的學習壓力很大，每天的學業都十分緊張。他們沒有大把的時間參與那些比較耗時、“耗”人而且低刺激的線下活動，手機游戲和社交平臺是一個人可以快速收獲內啡肽的方式。孩子的視角讓我想到，光是讓孩子遠離電子產品、社交媒體并不現實，重要的是學業壓力的減輕，重建社區，所謂的“舉全村之力養育一個孩子”，實際上說的就是社區對青少年成長的重要性，但現在，我們的社區不見了。

　　鄭磊：孩子成績下降了、出現了心理問題等，成年人常常將其歸因于網絡的不良影響，社交媒體的不規范等。實際上，如今青少年自由交往和活動的空間已經被擠壓得很窄了，如果再斷絕網絡空間，可能會進一步剝奪青少年的正常社交空間，使他們更加感到孤獨和壓抑。其實，社交媒體上并不都是負面的內容，也有一些好的作品能積極引導青少年認識世界、學會協作，激發他們的創新思維等。關鍵在于，如何讓平臺和政府負起監管責任，讓青少年健康安全地“觸網”。

　　讓青少年與社交媒體“硬隔離”，可行嗎？

　　記者：或許是看到了網絡世界帶給青少年社交方面的負面影響，這兩年，越來越多的學校提倡禁止16歲以下的青少年開通社交媒體賬號，從中傳遞出怎樣的信號，您支持這種“硬隔離”做法嗎？

　　鄭磊：單純通過“硬隔離”的方式禁止16歲以下孩子使用社交媒體，聽上去力度很大，立竿見影，但其實要思考兩個問題：一是我們要禁止的究竟是社交媒體上的不良內容，還是社交媒體這個渠道；二是將互聯網一代與互聯網完全隔離，是否真能達到我們想要的效果？是否也會帶來其他副作用？

　　對于正在成長的青少年，完全不讓他們接觸互聯網會因噎廢食，不利于他們的全面成長。而且，他們終有一天還是會接觸社交媒體的，短暫的“硬隔離”甚至可能帶來相反效果，越是強烈地禁止社交媒體，越有可能激發他們通過各種“地下渠道”去“偷嘗”網絡，反而增加了家長監護的難度。

　　我們真正要禁止的，其實是通過社交媒體傳播的那些不利于青少年成長的內容。

　　比如，平臺可以設置“家長控制”功能，由家長作為監護人來為青少年賬號設置其可以使用的功能和可接觸到的內容，并通過設置密碼來防止青少年解鎖。從當下的技術能力來看，短視頻平臺既然能做到精準推送內容，就也能做到對青少年精準屏蔽不利于其成長的內容，關鍵在于平臺想不想這么做。正是由于平臺自身利益驅動，政府執法又不到位，防止青少年接觸不良內容的聲音總是喊了一陣，就沒了下文。

　　劉虹：單純的禁止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比出臺禁令更重要的，是能夠提前考慮技術發展對兒童成長生態帶來的變化以及未成年人因此產生的變化，從而采取更積極的態度去幫助未成年人擁抱這些變化，而不僅僅是用禁令去堵。

　　技術是雙刃劍，盡管數字技術的進步帶來了學習效率的提升，但它與教育之間難免存在矛盾，這一矛盾很難通過單一的舉措徹底解決。我認為相關政府和部門能做的，就是在不同方面“打補丁”，以盡可能降低負面影響。

　　比如很多家長擔心網絡上一些色情、暴力的內容會讓未成年人“學壞”，但事實上，這類內容根本就不應該出現在網絡上，相關部門和企業應該從內容源頭上去加以嚴格管控。

　　彭曉蕓：青少年的成長需要學校與家庭雙方配合，尤其是孩子進入青春期后，同伴影響變得越來越重要。當然，這也僅限于16歲以下，實際上，在英國，私立住宿學校對學生的管理，很多也是16歲以上就放開了，不再管控，因為遲早得有這么一天，讓孩子掌控自己的生活。

　　不難發現，越是所謂的“精英家庭”，父母對孩子的手機管理就越嚴格。反而是那些沒有時間陪伴孩子的家長，常常會把青少年丟給“電子保姆”。久而久之，現在青少年的注意力都出現明顯的分層——家庭環境較好的孩子注意力好，生活環境沒那么優渥的孩子容易注意力缺乏。

　　提議16歲以下的青少年遠離社交媒體，是為了營造一種社會氛圍，愿景是讓青少年回歸從小與真實社會、真實的同伴打交道的機會，培養他們對生活的情趣，鼓勵他們發現生活的美好。如果能在現實生活中找到一起游戲的伙伴，誰愿意24小時抱著手機對話呢？

　　讓家長放下手機，是“理想主義”還是勢在必行？

　　記者：從蜚聲海內外的伊頓公學到國內不少中小學校的禁令試水，都不約而同提及一個類似的觀點：鼓勵家長以身作則，在陪伴孩子的過程中放下手機，為青少年遠離社交媒體做出表率。對此您怎么看？

　　彭曉蕓：我們會經常看到這樣的現象：孩子在培訓班里上課或者在公園里玩耍，家長就坐在外面刷手機、打游戲。今年八月份我們搬到英國讀書后，看到這里的家長會全情投入到孩子玩耍和學習中，很少有家長掏出手機，在各種等候室，常看到家長在給孩子讀繪本。

　　模仿，是孩子與生俱來的能力。想要改變孩子，家長首先要有改變自己的強烈欲望。這可能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改變，想想我們自己，確實動手能力很差，當你能把玩的東西越少，你越是容易依賴網絡。

　　鄭磊：讓家長完全放下手機，有點過于“理想主義”。如今，家長也要工作、閱讀、社交，成年人早已經離不開手機了，但我們可以建議家長在特定場合和特定時間放下手機陪伴孩子進行線下互動，或留出時間陪伴孩子一起用手機來探索世界。在當下的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時代，家長與其“一刀切”式地“硬隔離”，不如大大方方地引導青少年用對、用好社交媒體，同時政府部門和企業也要通過政策、管理和技術等手段來加強監管，守住底線。

　　劉虹：數智時代，每個人都需要適應數字生活。家長應該從小開始對孩子們進行相應的教育和引導，教孩子如何使用自媒體，如何在網絡上進行健康的社交互動。既要充分利用現代科技帶來的便利，積極擁抱變化，又要保持警醒，加強和孩子的溝通交流，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安全保護。

　　無論時代如何改變，愛與關懷作為家庭教育的核心始終是不變的，科技可以輔助教育，但無法替代家長的陪伴和關愛。作為家庭教育的第一責任人，家長應該用更多的智慧、愛心和耐心，平衡科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幫助孩子健康成長，讓家庭教育在數智時代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