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張振玉：玻璃小碟如何見證中西方技術交流史？

　　中新社福州5月17日電 題：玻璃小碟如何見證中西方技術交流史？

　　——專訪福州市博物館館長張振玉

　　中新社記者 劉可耕

　　中國福州市博物館里，珍藏著一件宋朝料器的登峰之作——藍料菊瓣紋扣銀小碟。

　　這個小碟何以見證中西方玻璃“和而不同”？在“國際博物館日”到來之際，福州市博物館館長、福州大學人文學院客座教授張振玉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闡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料器具有怎樣的歷史？

　　張振玉：作為中國古代文明與時代藝術的結晶，料器流光溢彩、變幻瑰麗，是東方人精致、細膩、含蓄的藝術語言。在古代，料器屬于名貴工藝品，只有少數皇親國戚、豪門富賈才能享用。

　　業內關于料器的起源有諸多說法。但普遍認為，至少在戰國時期，中國古人就已經掌握了料器的制作工藝。有專家推測，古人在鑄造青銅器時，濺出的鉛銅溶液與陶土混合，意外形成了料器的雛形。工匠在此基礎上加以發展，從而形成料器的制作工藝。

　　早在商代，當時的冶金、煉丹、原始瓷工藝是玻璃制造的重要萌芽條件。到了西周，玻璃燒制技術真正成型，目前中國從西周時期多處墓葬中發現的玻璃珠、管可以印證。戰國至秦漢時期，玻璃迎來了重要發展時期，品種增加，色彩也較之前華麗。從出土料器中可推證，秦時料器已為普通裝飾品，且有加色嵌鑲者，如藍料之充耳，上嵌孔雀石加銀絲者。

　　在漢代，玻璃被稱為“五色之玉”，玻璃仿玉制品開始成為風尚。魏晉南北朝，鉛鋇玻璃得到發展，至遲北魏時期，中國已經采用了玻璃吹制技術。唐代起，玻璃制品開始扮演重要角色，如唐代的各式三彩器。著名的《簪花仕女圖》中，仕女的腕上戴著一串透明飾物，也被專家們認為是料器手釧。唐朝詩人韋應物在《詠琉璃》中曾對琉璃不吝夸贊：“有色同寒冰，無物隔纖塵。”

　　宋代，玻璃工藝水平又有了進步。河北定縣一座北宋培基中出土的33件舍利玻璃瓶，器壁如薄紙、如晶明，是北宋玻璃制造技術進步和吹制玻璃水平發達的明證。料器在民間的使用也趨于普遍，多被用在裝飾品和佛教用品上。元代玻璃仿玉已達可以亂真的地步。

　　清代是中國古代琉璃發展史上最輝煌的時期，琉璃品種繁多，工藝技術高超。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詔令內務府造辦處，專門設置琉璃器皿“作坊”，為區別燒制琉璃磚瓦廠而新取名為“玻璃廠”。從此，“玻璃”之稱廣為流傳。

　　中新社記者：藍料菊瓣紋扣銀小碟為何被稱為宋朝料器的登峰之作？

　　張振玉：現藏于福州市博物館的宋藍料菊瓣紋扣銀小碟，口徑8厘米，底徑5厘米，高2.5厘米，可放置于成人的手掌中；其腹部呈24片菊瓣形，宛如一朵盛開的菊花。這件精美絕倫、傳世千年的藍料精品，貴氣不失穩重，精巧不失品質，品鑒不失神韻。

　　此碟的珍貴之處在于：制作工藝復雜。它以孔雀藍料澆筑成型，器型規整，呈半透明狀，顏色純正艷麗。口沿處鑲有銀箍，扣銀厚度均勻，與器身貼合得比較好。

　　成品率低，傳世極少。這件小碟是一次性澆筑而成的，古時候不似現代有各種精準的儀器可做輔助，靠的是手感，稍有不慎就會帶來不完美的結果。因此，制作成品的每一件都是獨一無二的孤品，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為皇室貴族所專用。另外，從宋代至今已過千年歲月，能夠保存、流傳至今，實屬不易。

　　顏料珍貴。因為提取藍色的原材料來源于異國他鄉的天然礦石，資源稀少，開采也十分困難，極難獲得，故自古以來藍色在藝術家眼中是奢侈的色彩。據說，米開朗基羅未能獲得珍貴的顏料，他的畫《埋葬》未能完成；維米爾在繪畫中運用了極少的藍色為畫面點綴，卻因此深陷家庭債務的泥潭。福州館藏的這件文物，以珍貴的玻璃原料為材質，融合古代比黃金還貴的藍色顏料，通過被譽為“火中的指尖絕技”的料器工匠精湛技藝，成就了藍料精品，那更是貴上加貴。

　　在全國博物館館藏文物中堪稱稀世珍品。20世紀90年代，國家文物局抽調資深鑒定專家組成了文物一級品專家鑒定小組，對中國各地博物館的館藏珍品進行鑒定。1995年，這件宋藍料菊瓣紋扣銀小碟被專家們一致鑒定為一級文物。

　　中新社記者：這樣的一件料器文物是如何展現中華文明及中外科學交流的？

　　張振玉：文物是在人類發展歷史中被創造出來的使用器物。它本身又是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者。

　　這件宋藍料菊瓣紋扣銀小碟，展現了宋代繁盛的經濟文化面貌，農業、制瓷業等均有重大發展，航海業、造船業成績突出，海外貿易發達；反映了當時工匠的精湛技藝及時代藝術特征，見證了中國玻璃、藍顏料的發展以及扣銀工藝的輝煌。

　　菊花花瓣的造型在宋人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見，體現了宋人對菊花的喜愛。秋末開放的菊花象征著高潔脫俗的精神，它符合宋代文人樸素、恬淡、自然的審美情趣。

　　同時，料器制造業的發展也體現了中外科學文化的互相交流。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中國玻璃與西方玻璃的制作工藝不斷交流融合。據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漢朝時西域各國就已通過絲綢之路將西方玻璃傳到了中國；唐朝時不僅陸上有，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漂洋過海來的還有天竺玻璃；兩宋時的大食諸國、清代早中期的西歐傳教士都曾將琉璃制作技術傳入中國，對中國的琉璃制造產生了深遠影響。

　　中西方玻璃制作工藝也有區別。中國古代出土的玻璃經鑒定多為鉛、鋇成分的玻璃，遇熱易碎裂，而且化學穩定性較差。中國自古以來還是一個尚玉的國家，但受限于玉石產量的局限性和地理上的分布不均，所以中國古代的料器，尤其是戰國、漢代時期，多以模仿玉的特性為目標，料器的透光度比較低，色澤卻更加鮮艷亮麗。而西方的玻璃，一直以鈉、鈣玻璃為主，耐溫性能較好，對驟冷驟熱的適應性較強，透光性更好。

　　中新社記者：料器稀世珍品何以穿越歷史時空，見證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鑒？

　　張振玉：中國各地有不少的料器稀世珍品，如合浦漢墓出土了西漢深藍色玻璃杯、湖藍色玻璃杯等，據考證可能是受西方玻璃制造技術影響，采用本地原料燒制的產品。同時期的鉀硅玻璃在東南亞和印度也有發現。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武帝使人入海市璧玻璃”，就是從現在的北海出海貿易的。這些琉璃器是中國與海外進行商貿、文化和技術交流的重要佐證。

　　東漢后，玻璃器皿大都從海外運來，從南方海口城市上岸而向北方傳輸。玻璃是易碎物品，陸上絲綢之路運輸困難，因而間接刺激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繁榮。

　　中國多地考古發現有伊斯蘭玻璃，如河北定縣五號塔基、安徽無為宋塔、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和遼寧朝陽姑營子遼耿延毅墓等。

　　1987年，法門寺出土了一件藍色幾何紋貼花盤口瓶。在國外，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柏林國家博物館、耶路撒冷以色列博物館等博物館收藏的伊斯蘭玻璃中，各有一件玻璃瓶的器型或紋飾，與法門寺出土的這件類似。有人根據運用在這些器皿上的熱加工裝飾工藝進行推測，這類玻璃器皿是伊斯蘭早期的作品。

　　中國出土的伊斯蘭玻璃數量多，有可靠的年代和出土地點，多是精品。中國已經成為產地之外的最重要伊斯蘭玻璃發現地之一。伊斯蘭玻璃在中國大量發現，不僅為研究伊斯蘭玻璃本身提供了重要資料，也是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鑒的呈現。(完)

　　受訪者簡介：

　　張振玉，福州市博物館館長，福州大學人文學院客座教授。主持過《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福州》《福州古代教育史展》《平潭“碗礁一號”出水文物展》《跨越海洋——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八城市文化遺產精品聯展》等各類大中型綜合性和專題性陳列展覽100多場。著有《博中覓史》一書，主編出版《閩都華章——福州歷史陳列》《海絲遺珍——“碗礁一號”沉船及平潭水域出水瓷器》《福在福地》《千年絲語——福州北郊茶園山宋墓出土紡織品圖錄》《物話名城留住記憶——講好福州文物故事》，在文博專業刊物上發表論文8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