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1月21日電 題：考古“何以中國”？

　　——從中華文明探源看文明交流互鑒

　　作者 許宏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科院大學教授

　　文明交流互鑒的題目很大，考古界的探索，可為討論該問題提供一個有益側面：早期中國在形成與發展過程中，與外來文化有何互動與交流？

　　考古現在是熱門話題，很大程度上與考古研究對象的可視性有關，比如三星堆文物帶給人極強的視覺沖擊力。

　　2018年，國務院新聞辦舉行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成果發布會，首次向公眾介紹這一國家科技支撐項目的研究成果。這其中給出三大時間節點：一是距今5800年前后，各地出現了一些文明起源跡象；二是距今5300年以來，各地陸續進入文明階段；三是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區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

　　也是那次發布會上，國家文物局代表探源工程專家組，就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得出研究結論：“中華文明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廣泛吸收了外來文明的影響，源自西亞、中亞等地區的小麥栽培技術，黃牛和綿羊等家畜的飼養，以及青銅冶鑄技術，逐步融入中華文明之中，并改造生發出嶄新的面貌。”這非常令人欣慰。中國從來沒有置身于世界之外，中華文明是全球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世界體系的歷史，5000年還是500年？

　　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初期，一千多年時間里出現了令人矚目的文化現象。如小麥、黃牛、綿羊、車、馬，用馬駕車的習俗，用獸骨占卜的習俗，帶有多條斜坡墓道的王陵大墓，這些進入中國的外來因素，都應放到歐亞大陸文明交流的大背景下理解，要搞懂中國就不能只懂中國。例如，距今3200年前后，中原地區乃至東亞地區首次出現家馬和車，放眼內亞地區和西亞地區，就能發現這里面有一個由西向東的清晰的文化傳播路徑。

　　冶銅技術在歐亞大陸的傳播也值得關注。地中海東岸及其周邊出現了最早的金屬技術、農業、文字和國家，這些文明要素由此向外擴散。這是人類走出非洲后的第一個大十字路口。西亞的青銅時代大致開始于距今5000年；到了中亞一帶，是距今4000年前后；而進入東亞，到河西走廊、甘肅和青海地區、長城沿線的內蒙古東南部和遼西地區，乃至中原腹地的二里頭都邑，是距今3700年前后；再往東，到山東地區是距今3400年前后，那是中原青銅文明向東推進的產物；而到朝鮮半島是距今2000多年的春秋時期；進入日本列島的時間則更晚，日本列島沒有青銅時代，因為青銅器和鐵器同時進入。這就是“西風東漸”。

　　西方學者提出過一個問題，世界體系的歷史究竟是5000年還是500年？絕大部分人認為是500年，即大航海時代才開始有世界體系。考古學界對此“不以為然”，認為應該是5000年，即橫跨歐亞大陸的冶金術傳播和青銅貿易體系的出現，代表著最早的世界體系的出現。

　　二里頭遺址出土了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包括青銅禮容器、青銅禮兵器。20世紀70年代，考古學家發現了一種長條形的青銅兵器，最初定名為鉞，后來通過比較研究認為它應被命名為“草原式戰斧”。這類兵器常見于歐亞大草原，位于距二里頭非常遙遠的中國北方及以西地區。那里的文化因素被中原腹地的二里頭人借鑒和吸收，形成了改良的“草原式戰斧”。這顯然是文明交流的產物。

　　雖然冶銅技術通過“西風東漸”到達東亞，但中原人絕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而是吸收創新。在此基礎上，古代中國有了更復雜的復合范鑄造技術，里面是模子，外面是范，即“模范”。“模范”是一個中國化的概念，技術和理念造就了中國思維，后來浸潤在中國人的骨血里，形成了中國文化最基本的DNA。

　　再如二里頭還出土了一種特殊的“貨貝”，即被用作貨幣的貝殼。經研究，這類貝殼只見于南海和印度洋以南的熱帶海洋，中國境內最早發現海貝及其仿制物的地區，居然是位于西北甘肅地區的馬家窯文化，而在殷墟時代以前，東南沿海的遺址中未發現任何貝類。這說明二里頭貴族墓葬里，組成墓主人脖子上項鏈的近百枚海貝，是翻山越嶺地引進內陸的貴族奢侈品，極可能是從印度洋經高加索、中國西北等地進入中原腹地。這又是文明交流互鑒的一個例子。

　　什么造就了中國？

　　早期中國出自廣袤的東亞大陸，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任何歷史悲喜劇都在地理這個大舞臺上演。20世紀30年代，著名地理學家胡煥庸先生指出，“璦琿—騰沖一線”是一個重要的當代人口分布線，94%的人口在這條線的東南，而6%的人口在西北。考古學家驚訝地發現，幾千年前的人口分布就與這一分布大體一致。這條線的東南位于400毫米到600毫米等降水量范圍內，適于定居和農耕，因此人口迅速膨脹繁衍，農業在文明形成過程中起著極為關鍵、重要的作用。

　　西北干旱地區的最大優勢是面向內陸，在中國古代早期文明形成過程中，乃至大航海時代之前，西北地區都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一波波文明潮由此涌進中國，才有了以“模范”為代表的、高度發達的青銅技術，使中國的青銅文明屹立于世界青銅文明之林，生發出璀璨的文明之花。再如，小麥在四五千年前從西亞地區引進中國，進而豐富了中國古代的食文化，甚至占有重要位置。

　　中華文明經歷了小國寡民的古國時代或邦國時代，根據中國考古學泰斗蘇秉琦先生的提法，那是“滿天星斗”的時代。從二里頭時代開始，中華文明進入了以中原為中心的廣域王權國家時代，整個東亞大陸的古代文明有了核心，即“月明星稀”的時代或有中心的多元時代，一方面有了中心，另一方面仍然多元，例如三星堆文明就不歸屬于同時期的殷商王朝。到了秦漢王朝，中華文明開啟了帝國時代，是一體一統化的“皓月凌空”的時代。

　　梳理這些節點可以發現，以科技為主的物質文明一直影響著社會發展進程。進入青銅時代，有了以車作戰的手段，廣域王權國家得以形成。與此形成鮮明對比，隨著鐵器的出現，騎兵開始走上戰爭舞臺，催生了帝國這一新的社會組織形態。要之，從多元到一體是學界對于中國古代文明形成與發展的最大公約數認知。

　　中國有句老話叫“四海之內皆兄弟”，我們做考古和歷史學研究的，越是進行長時段的探究和比較，越深感整個人類一體化、共通性的份量。一些小的差異是在不同的地理、地緣和氣候條件下形成的，盡管各族群的具體道路不同，在過程、思維上有一定差異，但人類總體應是一個大的共同體。

　　文明求同，文化存異。在人類文明的大層面上應該求同，而各個不同區域、族群內的文化應該存異。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秉持者，在全球文明史的大框架下探究自己的本源，會看得更為清楚。

　　讓我們在“何以中國”之問中，感受考古的發現之美與思辨之美。(完)

　　專家簡介：

　　許宏，考古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考古學會理事、夏商考古專業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曾任二里頭考古隊隊長。主要從事中國早期城市、早期國家和早期文明的考古學研究，著有《先秦城邑考古》《最早的中國》《何以中國》《大都無城》《東亞青銅潮》《發現與推理》《三星堆之惑》等書，主編考古報告《二里頭(1999—2006)》等，其著作被譯成英、俄、韓等多種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