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長春1月13日電 題：如何從“三犧尊”窺見東西方酒器的殊途同歸？

　　作者 唐淼 吉林大學考古與藝術博物館副館長

　　酒，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載體，在人類交往中發(fā)揮獨特作用。東西方酒文化源遠流長，相關研究浩如煙海，然而關于酒器的研究相對較少。實際上，酒器作為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同樣歷史悠久，而且千姿百態(tài)。

　　吉林大學考古與藝術博物館收藏著一件中國商代的酒器——獸面紋牛首尊。從這件文物中，可以清晰窺見中國古代禮制的縮影和世界文明進程中的酒文化故事。

　　“三犧尊”為何特別？

　　這件“獸面紋牛首尊”又名“三犧尊”，為商代的青銅器，是中國的國家一級文物。中國古代由青銅制成的“尊”，特指一種侈口、鼓腹、高圈足、形體較寬的盛酒器。此尊圓體造型，大敞口，鼓肩，圓弧腹，高圈足；頸部飾三周平行凸弦紋，肩、腹連接處等距離排列三個浮雕式牛首，每兩個牛首間各飾一幅以卷云狀扉棱為中心的小獸面紋，肩部上下各飾一周圓圈紋以作橫向分隔；腹上部分飾一周夔龍紋，下部飾連體獸面紋，獸面圓睛突出，雙角作S形，末端內卷；圈足上部飾兩周平行凸弦紋和三個大十字形鏤孔，下部為三組尾巴上卷的小獸面紋。這件尊的紋飾特別繁復，主要以三只牛首為主題布局紋飾，為商代晚期流行的風格。

　　商周時期，王公貴族在大型活動中普遍使用牛、羊等牲畜，并以青銅器盛酒置于活動場所之中完成儀式，根據社會等級的高低采用對應的器具和規(guī)模，進而形成龐大而規(guī)制的禮制系統。《國語·魯語上》記載：“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左傳·莊公十年》(曹劌論戰(zhàn))載：“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上述文獻所載的“犧牲”，特指供盟誓、宴享用的牲畜。現代意義的“犧牲”一詞也源于此，經衍生后多作動詞用，意為一種具有高尚意義的奉獻行為。正因如此，這件精美的青銅盛酒器也根據其獨具特色的三個牛首裝飾，被定名為“三犧尊”。

　　諸多酒器種類之中，不同時代流行不同的風格和樣式。這件“三犧尊”所呈現的造型和裝飾特征，充分體現了商代晚期的風格，具有斷代意義。青銅器紋飾既可作為判斷器物時代的依據，也折射出彼時人群的精神內涵，以活牲作為祭品，將盛祭祀用酒的尊飾以獸形紋飾，很大程度上應是商人對神明忠誠的一種表達。

　　青銅尊作為商周時期的大中型盛酒器，是一種典型的禮器，在祭祀或宴飲中常常與青銅爵、斝等盛酒器搭配使用，而在墓葬中作為隨葬品又常與青銅卣或方彝等盛酒器伴生共出。依《周禮》所記，尊有六種：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太尊、山尊。六尊之中，最華美的就是犧尊。目睹“三犧尊”的細節(jié)，了解它的來歷，仿佛跟隨殷商時期的祖先穿越回酒文化興盛的中國傳統禮制社會。

　　酒器如何產生？

　　從文明起源的視角回溯，史前的中國是以農業(yè)為經濟基礎發(fā)祥并壯大的。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考古證據充分表明，因農業(yè)日漸發(fā)達而產生的糧食貯藏現象已出現。溫濕度變化致使糧食發(fā)酵后呈現特殊口感，被先人的味蕾定義為一種美味的飲品，于是釀制酒應運而生。

　　此后，飲酒時的味覺體驗和精神愉悅，使釀制酒逐漸成為夏商周時期部落首領和王公貴族的生活必需品。尤其到商周時期，社會等級和階層已經固化，禮制成為維系社會秩序的普遍標準，青銅酒器也成為祭祀、宴飲、戰(zhàn)爭等重要事件的儀式表征。

　　中國歷代酒器以青銅器、漆器和瓷器聞名，大多成套出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商周時期的青銅酒器。除今天所見的“三犧尊”外，青銅酒器中煮酒器、飲酒器、貯酒器一應俱全，還出現了較為奇特的被稱為“兕觥”的角形飲酒器。

　　中國的青銅時代從公元前2000多年形成，歷經夏、商、西周、春秋和戰(zhàn)國時代結束，青銅器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商周以后，酒文化逐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傳承綿延至今。隨著制酒業(yè)發(fā)展和中西方文化交流，除谷物釀制酒之外，中國后來也出現了葡萄酒、蒸餾酒、啤酒等類別，造型和功能各異的酒器更是層出不窮，成為酒文化的重要物化載體。

　　不僅中國酒器源遠流長，古代西方的酒器也頗有歷史可考。在西方，覆蓋地中海沿岸大部的古希臘地區(qū)率先繼承了古老的葡萄種植技術和釀酒工藝。與以農業(yè)為基礎的古代中國相比，該地不適于種植谷物，但獨特的氣候卻為其創(chuàng)造了得天獨厚的葡萄種植條件。由于古希臘文明超強的交流與影響力，葡萄酒文化逐漸傳播至歐洲內陸地區(qū)，進而成為西方酒文化的主流。

　　相對于古代中國的“三犧尊”和角形“兕觥”時代，古希臘同時期也出現了角形“來通杯”，從陶制、獸角制到金屬制，“來通杯”被長期沿用、廣泛傳播，從作為宗教祭祀的祭器逐漸演變?yōu)檠顼嬈咸丫频木破鳌５靥幈狈堑墓虐＜暗谑送醭瘓D特摩斯三世時期(約公元前1479年至公元前1425年)出現了最早的玻璃容器，后來隨著玻璃制法的成熟和普及，玻璃器皿在西方被更廣泛地用于盛酒。

　　東西方酒器有何文化溯源？

　　以牛、羊等動物形態(tài)支撐杯身造型的“來通杯”與中國的“兕觥”雖有相似，但在文化根源上迥然不同，分別代表了中國和西方的兩種傳統。

古希臘酒杯。視覺中國 供圖

　　關于酒的源起，中國古史《戰(zhàn)國策》有載，“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文獻中的儀狄成為酒的發(fā)明者，是為“人造”；希臘神話中則流傳酒神狄奧尼索斯擔任葡萄種植者的守護神一職，是為“神造”。

　　從東西方酒器的使用習俗來看，傳統的東方酒器更講究配套使用，主要用于盛裝糧食酒，飲酒時關注的是人，酒的自然屬性被淡化，社會功能被提升；西方玻璃酒器則追求透明，以便觀察葡萄酒的成色及品質，注重喝什么酒應用什么酒具，甚至每一種酒都有其固定杯型，此外對酒自身口味的感受也尤為強烈。

　　近現代以來，在工業(yè)化、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生產的工業(yè)品大量涌入中國，這對中國酒器發(fā)展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玻璃制品越發(fā)受歡迎。隨著世界文明不斷向前演進和東西文化的相互影響，酒器制作工藝也不斷發(fā)展變化，進而形成了璀璨瑰麗的各類造型。

　　從這件商代“三犧尊”縱觀世界文明發(fā)展歷程，可以進一步了解，酒器不僅能反映風俗習慣，更能投射出人群的社會秩序、文化觀念、宗教信仰、審美情趣等意識領域的規(guī)律。隨著文化交流與融合，東西方酒器也日漸趨同，是為殊途同歸。正是人類文明的多地起源與交流互鑒，才使我們能享受如此豐厚的物質文明成果，感受如此豐富的精神世界，并為構建相互包容、和諧共生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懈努力。(完)

　　受訪者簡介：

　　唐淼，1980年生人，現為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副院長、吉林大學考古與藝術博物館副館長，吉林省文物局重大項目咨詢專家。研究領域為先秦兩漢中國北方考古、文化遺產與博物館。發(fā)表論文20余篇，出版著作7部，主持策劃博物館陳列展覽10余項，編寫文物保護規(guī)劃、文物影響評估報告技術文本10余部，主持或參與科研類項目60余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