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黃景春：“財神”昭示了中華文化怎樣的財富觀？

　　中新社上海2月5日電 題：黃景春：“財神”昭示了中華文化怎樣的財富觀？

　　作者 李鵬 樊中華

　　“爆竹一響把門開，增福相公進家來。左如意，右元寶，財也來，福也到。”“財神節，求財神，財神一早進家門。抬頭喜，出門順，還有全家幸福運！”

　　春節前后，關于“迎財神”的民謠在中國大江南北口口相傳，財神年畫和祈福活動等亦成為“年味”不可或缺的部分。起源于宋代的財神文化，緣何流傳近千年而依舊頗受民間鐘愛？中國的財神信仰又昭示了哪些獨特的財富觀？為此，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了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中文系主任黃景春。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財神”的形象從何而來？近千年來是否有所演變？

　　黃景春：財神起源于宋代時期的“財馬”，但沒有文獻記載過“財馬”是什么形象。元代民間信奉增福神、增福相公，但也沒有具體名字。隨著財神信仰的逐步發展，“財神”才開始有了具體的姓名和形象，且越到近代，財神越多，不斷有新的財神被創造出來。比如關公就是清代中期以后才被奉作財神的。

　　同時，財神在不同地區也不一樣，如北方會以比干為財神，南方則是商人范蠡、沈萬三、趙公明是最常見的財神。佛教中的彌勒佛也常被奉為財神。

　　此外，學界還有文財神、武財神、正財神、偏財神、準財神等分類，但這不是民間行為。老百姓信仰財神，但常不知道自己所拜的財神是哪一位。

　　我們常說的“五路財神”，可追溯至印度佛教中的五通神，隨佛教傳入中國。民間以“求財”為目的供奉五通神，但其到底是一個神還是五個神，也并不確定。

　　“五路財神”一解為東西南北中五路都能得財。也有說趙公明和他的四位助手合稱“五路財神”。江南地區的《五路財神寶卷》則稱有一位孝子，與其四個結義兄弟一起做生意，賺的錢家里堆不下，于是五人決定要做賠本買賣，將錢財散給天下人，但越是想賠本，越是歪打正著地賺更多的錢。他們能賺錢，又愿散財給百姓，就成了廣受喜愛的“五路財神”。

　　由此可看出，中國的“財神”有這樣幾個特點：首先是形象并不固定，但大都是能體現中華傳統美德，體現忠孝信義仁勇等品質的人物形象；其次，民間信仰財神，從單純“求財”到不斷豐富其內涵，將祈求健康、平安、好運、幸福等都包含在內，使其民間根基非常深厚；第三，財神文化兼容并蓄，融合了儒家思想、道教信仰、佛教信仰等內涵；第四，官方和民間共同參與了財神形象構建，并實現了價值觀上的統一；第五，“財神”隨著時代和環境變遷不斷演變，成為因地制宜、可扎根本土亦可傳播海外的信仰文化。

　　中新社記者：是否可以說“財神”體現了中華文化特殊的財富觀？

　　黃景春：是的。如果我們細考“財神”的形象，可以看出，它較綜合地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傳統價值觀，如剛才所說的忠孝信義仁勇等，通過財神敬拜儀式和民間故事得以代代相傳。

　　此外，財神還蘊含了“生財有道”“勤勞致富”的涵義。例如，比干是正直無私的忠臣，在《封神演義》中被加封為文曲星，主管科舉考試。而古代讀書人十年寒窗，正是希望通過科舉考試謀取官職，獲得俸祿，因此將比干當作文財神，有其內在邏輯。

　　正因財神信仰蘊含多重文化內涵，很多華人漂洋過海去海外謀生時，也將中華財神信仰帶了過去，雖然具體形象從關公、趙公明、彌勒，甚至乾隆(諧音“錢龍”)等不一而足，但至今仍蓬勃不衰，代表著海外華人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根之所系，生生不息。

　　中新社記者：西方神話中也有掌管財富的神，中西方的財神文化是否具有相通性？

　　黃景春：其他國家也有類似于財神的形象。最為典型的如古希臘神話中的財神普路托斯，是一個頭飾葉冠，手持豐饒角的兒童形象。豐饒角可倒出無窮無盡的糧食，就像中國財神的聚寶盆。

　　但后來，普路托斯蛻變成了瞎一只眼、瘸一條腿的流浪老翁形象。這與古希臘思想家對財神的批判有關。當時社會貧富分層，人們認為奸詐的商人、滿口謊言的政治家都非常富有，但勤勞善良的人卻很窮。財神雙目失明，因此他分財不均；跛足瘸腿，所以他總是姍姍遲來。

　　從中可看到，一方面，中西方的主流宗教、哲學對錢財都持批判態度，這是相通的。例如中國西晉文學家魯褒著《錢神論》，批判金錢對君子道德和社會公平的侵蝕；西漢辭賦家揚雄有《逐貧賦》，體現守貧樂道的美好志趣；韓愈有《送窮文》，看似“送窮”，實則志在“留窮”，表達了清貧可養君子之德的思想。

　　另一方面，中西方哲人都意識到了貧富差距的危害性，并試圖以一定的方式對此進行調節。例如，圣經《新約·馬太福音》中記載了讓有錢人更有錢、讓窮人更窮的所謂“馬太效應”的故事，而《老子》中也提及“人之道”是“損不足以奉有余”，都意在警醒世人防止貧富差距拉大破壞社會和諧。孔子提出“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對貧富分化表示擔憂。古代哲人教導人們，在有了錢財之后，應通過“散財”來扶助窮人，維護社會的相對公平與穩定。如基督教的“什一稅”，佛教、道教以信徒的捐獻來周濟窮人等，都具有調節社會財富的功能。

　　中新社記者：西方為什么沒有形成財神信仰？基督教新教倫理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理性經濟行為的內在動力，您如何看待這一“財富信仰”？

　　黃景春：西方沒有形成財神信仰，一是因為基督教具有排他性，它進入希臘后，古希臘文明中斷了。

　　二是反觀基督教教義，認為“富人進入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艱難”，但同時又提出，富人可以通過捐贈錢財，購買“贖罪券”，搭建通往天堂的階梯。

　　但通過售賣“贖罪券”，收取“什一稅”，教廷變得非常富有，教皇生活奢靡，教堂愈加豪華，傳教士腐敗不堪。價格高企的“贖罪券”最終引發了底層百姓起義，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宗教改革運動。

　　宗教改革后，新教對財富的觀念有所轉變，認為職業勞動本身是上帝賦予教徒的至高無上的“天職”，只有兢兢業業地工作，獲得世俗的成功，才能證明自己是被上帝選中的人，因此獲得和積累財富成為自我救贖、得到上帝保佑的標志。

　　可以說，新教財富觀的轉變順應了當時社會經濟的轉型，從而促進了資本主義的大發展，為社會創造了巨大財富。但這些財富觀念都源自于單一的宗教內部，不成為獨立的信仰，因此比起中國形象豐滿、寓意豐富的眾多財神，西方對財富的理解比較單一。

　　同時，在當代，人們對財富的認知不僅來源于宗教信仰，還來源于國家理念。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差別，也形成了中西不同的財富觀。

　　中新社記者：正如您所說，當前人們對財富的認知更加多元化。在社會物質生活極大豐裕的當下中國，財神信仰為何又迎興盛？

　　黃景春：千百年來，中國老百姓都處于比較貧困的境地，拜財神展示了人們想要擺脫貧窮的深切愿望。

　　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后，致力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讓人民徹底擺脫貧困，這與百姓在財神信仰中表達的愿望是相通的，因此當代財神信仰復興，有其時代背景。

　　中國共產黨百年誕辰，進一步提出將“鼓勵勤勞創新致富”作為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原則，“幸福生活都是奮斗出來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勞智慧來創造”。

　　勤勞創新致富，實現共同富裕，這與社會主義的宗旨相一致，也是對中國傳統財富觀的繼承和發展。2021年，中華民族實現了幾千年發展歷史上首次整體消除絕對貧困，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2萬美元。

　　今天，財神信仰在民間流行，與中國幾十年來著力發展經濟并行不悖，與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有著內在共鳴。隨著國家發展蒸蒸日上，人們向財神求的更多是平安健康，認為這是最大的財富，這也體現了中國百姓對太平盛世的祝禱，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完)

　　受訪者簡介：

　　黃景春，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文系主任，兼任中國民俗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俗文學會常務理事、上海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等。主要研究中國民間信仰、民間文學、道教等。發表論文80多篇，出版專著十余部。《中國古代小說與民間信仰》《中國宗教性隨葬文書研究》分別獲得第12屆、第14屆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之學術著作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