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仇廣宇

　　發于2024.12.16總第1168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2022年的一個秋夜，日本新潮社的特約編輯寺島哲也，突然收到了作家村上春樹交來的一份手稿，當他看到《小城與不確定性的墻》這個充滿想象力的標題時，心中感到了一陣驚喜。作為村上春樹多年來的合作伙伴，他知道，村上已經有五六年沒有長篇新作問世了。

　　所有熱愛文學的讀者，都知道村上春樹在世界文壇的影響力和地位。從1979年發表第一部小說《且聽風吟》至今，這位耐力驚人的作家已經筆耕不輟45年，出版了15部長篇小說和多部短篇小說、散文集，也涉獵過非虛構文學的領域。他的作品暢銷全世界，屢獲國際文學大獎。多年來，在世界文壇，他也一直以諾貝爾文學獎的有力競逐者而聞名。在文學之外，村上春樹的生活方式也被讀者津津樂道，他日復一日的長跑習慣，對爵士樂的癡迷，收藏T恤的愛好，制作廣播節目的副業，在書迷們眼中都透著一股流行偶像般的魅力。

　　因為這樣的人氣和魅力，每次村上春樹推出新作品時，都會在全球掀起一陣熱潮。不久前，村上春樹的最新長篇小說《小城與不確定性的墻》的中文版終于上市。細心的中國讀者會發現，過去那個深諳少年心性的村上春樹似乎發生了心態上的變化，他開始難得地花費篇幅去描寫一個老年人的形象，文字中也開始透露出對死亡和衰老的惶恐心態。這是他在過去四十多年間從未觸及的領域。

　　四十多年來，善于文壇長跑的村上春樹，也并不是一帆風順。雖然他早已收獲了口碑和銷量，其作品卻常常遭到誤讀甚至誤解。總有人認為他的作品是“青春文學”“通俗文學”，不夠深刻，甚至質疑他是否夠格成為“諾獎候選人”。但在很多研究者看來，村上春樹的作品質量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對他們而言，村上的作品還有很大的解讀和挖掘空間。正如北京外國語大學日語學院副教授楊炳菁所指出的那樣：“無論是在國際文學空間中的可見性還是寫作深度，村上春樹作品的優秀都是實至名歸的。他之所以給人通俗的印象，還是因為他的作品有待學界進一步去挖掘和研究。”

　　第一次觸及衰老

　　17歲少年“我”與16歲少女“你”陷入熾熱的戀情，“你”卻在某一天徹底消失于現實世界。為此，“我”曾拋棄自己的影子，前往一座被“不確定的墻”隔絕的虛擬小城，去從事閱讀舊夢的工作，只為與留在那里的“你”朝夕相處。二十多年后，回到現實世界、人到中年的“我”突然被夢境驅使，來到日本一座偏僻的小鎮圖書館擔任館長。“我”在圖書館邂逅了前館長子易先生、咖啡館女老板和一位穿著黃色潛水艇圖案夾克的孤僻少年，和他們交上了朋友，也記掛著心中那座虛擬小城。最終，“我”再度越過變幻不定的墻，前往虛擬小城，在那里和夾克少年重逢，少年選擇永久留在小城生活，“我”則下定決心再次回歸現實。

　　這就是《小城與不確定性的墻》講述的故事。聽起來，這個故事似曾相識，依然有著村上春樹筆下那些童話般的隱喻和象征，也有人們熟悉的青春愛戀和對孤獨的描述。這種似曾相識確有來由，因為這部小說本來就與村上春樹早年的兩部作品密切相關。這兩部作品，分別是他發表于1980年，但并未結集出版的中篇小說《小城，及其變幻不定的墻》，以及他出版于1985年的長篇小說《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在新作中，“讀夢”“圖書館”等情節的設計，對奇妙生物獨角獸的詳盡描寫，都能讓熟悉村上作品的讀者回想起《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中曾出現過的內容。

　　一遍遍重述過去曾講過的故事，其實是出于作家本人一種固執地追求完美的心理。中文版《小城與不確定性的墻》的譯者、翻譯家施小煒提到，多年來，村上春樹一直對過去的那兩個故事不甚滿意。他覺得自己年輕時的寫作技術不夠好，無法完整地還原他心中真實的想法。哪怕到了三四十年后，改寫這兩個故事的念頭還是在他心里揮之不去。“他的原話是：‘年紀大了，我會尋思，接下去我還能寫幾部長篇，想(對這個念頭)做個了斷。’”施小煒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于是，村上春樹將1980年那篇涉及年輕男女愛情的、關于“兩個世界”的小說徹底加以擴寫，寫完之后仍然覺得意猶未盡，于是又有了圖書館、回到虛擬小城等綿延不絕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話說，“出乎意料地花了很多時間”，才完成寫作。

　　即便如此，這部新作也并不算是“舊瓶裝新酒”，比起村上以往的作品，它有著精神上的突破和進步。中文版《小城與不確定性的墻》的編輯張齊認為，這本新書最大的突破，就是村上對老年人形象(圖書館館長子易)的刻畫，以及整部作品超乎尋常的平靜感——“沒有過往常見的那種較長篇幅的性描寫，似乎更加深入了人物的內心，或者說，更加深入了他自己的內心世界。”村上春樹本人在新書出版后，也曾公開承認自己這幾年在心理上有了衰老感。2023年4月，他在日本接受《讀賣新聞》專訪時曾提到，自己沒有孩子，不在公司上班，對年紀沒有感覺。但有一天他換駕照時，發現自己到了需要上“高齡駕駛者課程”(即日本為70歲以上的駕駛者提供的安全課程)的年紀。因為這件事，他才突然生出一種與以往不同的感慨。

　　這種變化也被文學研究者們敏感地捕捉到了。北京外國語大學日語學院副教授楊炳菁在閱讀這本新書時，并不是像從前那樣被某些情節感動，而是感受到了村上春樹內心的一些重大改變。她感到，村上在對世界的認識上，似乎有了“向前一步”的成熟認知，因為書讀到最后，讀者甚至會分不清，最終回到現實世界的到底是主人公“我”還是“我”的影子。“村上一直在思考：我們怎么認識這個世界？到底什么是真實？或者說，我們如何去抓取真實？這是他反反復復想要表現的一個主題。”楊炳菁說。

　　復雜、多元的“世界公民”

　　涉及青春男女的愛情萌動，充滿隱喻、象征和流行文化符號，夢幻又超現實，既好懂又難懂……多年來，村上春樹的作品總被外界貼上種種標簽，似乎哪個標簽都不足以描述他作品的復雜程度。他不同于傳統日本文學的語言習慣，獨特的作品結構和特立獨行的個人性格，也同樣具備這種復雜性。

　　這種復雜性，對于文學研究者而言是棘手的問題，因為這樣復雜的作家通常很難定義。用村上春樹自己的話說，在自己的作品中，除了《挪威的森林》是比較現實主義的作品，其他的作品都相對比較“后現代”。事實上，學界也只能大致將他歸類為“后現代作家”。他有些作品的風格神似卡夫卡，主角的名字和性格比較扁平、符號化，卻有著極為豐富的內心世界。但比起卡夫卡那些冰冷殘酷的寓言，村上春樹筆下的人物還是更加鮮活、感性的。他的作品有現實的成分，又致力于塑造在不同世界穿梭的魔幻感。這種風格，在當今的日語作家中是獨樹一幟的。

　　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吳雨平在2003年發表過一篇關于村上春樹的論文，文中提到，村上春樹是一個典型的東西方“文化混雜”現象的表現者。她認為，在村上春樹最著名的作品《挪威的森林》中，“西方文化符碼”運用的密集度，遠遠地超過了其他任何日本作家的文本。讀過這本書的人都知道，《挪威的森林》小說中的主角們在大學里喝咖啡、聽爵士樂、讀書，和不同的人談戀愛，談論著生死觀和內心的所思所想，他們的生活，似乎可以發生在東京、紐約、倫敦，甚至世界上的任何一個角落，并沒有顯著的日本特色。

　　這樣看來，村上春樹的思想和表達，的確不受傳統東方文化思想的束縛，而是更像一個“世界公民”。而從個人經歷和社會發展的角度觀察，人們就能夠理解，是什么塑造了這位“世界公民”的內心世界。1949年1月12日，村上春樹出生在日本京都，父親曾經是一名語文教師。在日本，像他這樣出生在1947年到1949年之間的人，被統稱為“團塊世代”。他們是二戰之后出生的第一批“嬰兒潮”中的一員，親眼見證了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也擁有相對優越的家庭環境。除此之外，村上春樹還是家中的獨子，這個身份，讓他充分享有家中充足的書籍、唱片等文化資源，卻又讓他一直缺少同齡伙伴。而與父親在情感和觀念上的隔閡，更是加劇了他的孤獨感。

　　長久的孤獨催生了叛逆。學生時代，村上春樹成績不算差，卻從來不被老師所喜愛，因為他性格倔強、沉默寡言，對很多事物都堅持自己的認知。1968年，村上春樹通過復讀考上了名校早稻田大學，卻受不了死板無聊的教育體系，極少參與學校事務，在大學里斷斷續續讀了七年。而村上春樹成長的年代，正是西方文化大舉進入日本的年代。“這一代人的生活，不是我們一般認為的‘普通日本人’的生活，他們也不會遵循日本傳統的生活方式。”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吳雨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村上春樹顯然是一個“非典型的日本人”。

　　這種生活方式，當然也深刻地影響了村上春樹的寫作。在日后他成為小說家的過程中，他甚至是靠著那些翻譯小說中的外語語感，來找到日語的寫作節奏的。1978年4月的某天，29歲的村上春樹在體育場里觀看一場棒球隊的比賽，某一瞬間，他的腦海中突然產生了“我也可以寫本小說”的念頭。那時，他正和妻子一起經營爵士樂酒吧，他就開始在經營酒吧的間隙，用零碎時間寫作。最初，村上春樹感覺這樣零星寫出的句子有些詞不達意，情急之下，他找出一臺英文打字機，試圖用一種不熟悉的語言梳理思緒，尋找靈感。用英語寫出一些文字之后，他又用日語將故事重新寫了一遍。沒想到，靠著這個有些另類的方法，他迅速找到了屬于自己的語言風格。

　　很快，村上春樹的處女作《且聽風吟》就通過這種奇特的方式誕生了，這部語言風格短小精悍、形式現代的小說，讓他奇跡般地贏得了1979年的日本群像新人獎。此后，仿佛找到了自己的“天命”一般，村上春樹一掃年少時的頹廢作風，開始積極投身工作。他從1981年起開始全職寫作，陸續出版《1973年的彈子球》《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等多部長篇作品，反響強烈。很快，到了1987年，村上春樹憑借一部作品到達了人生巔峰，他講述青年男女戀愛故事與生死觀的小說《挪威的森林》，銷量驚人，創造出日本文學史上的奇跡。

　　據不完全統計，早在十幾年前，這本書在日本的銷量就超過了一千萬冊，也被翻譯成了幾十種語言，在中國、美國、俄羅斯、韓國等地暢銷多年。有意思的是，村上春樹在打字機上創造的那種清新、富有想象力的獨特文體，也帶動了一種語言潮流。男主人公渡邊那句略顯怪異的情話——“整個世界森林里的老虎全部都融化成黃油”，在年輕人當中流行一時。這種獨特的語言風格也影響了更年輕的日本作家。北京外國語大學日語學院副教授楊炳菁提到，老一輩的日本作家大都不太習慣村上的“翻譯腔”，但是她翻譯過一些年輕日本作家的作品，其中很多人的語言都是比較“村上式”的。足見他對其他作家的影響。

　　從講述孤獨，到關懷全人類

　　在文學研究者們看來，村上春樹的作品之所以能夠受到全世界的歡迎，其背后的邏輯不難理解。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吳雨平曾在論文中提到，村上春樹寫作受到東西方雙重文化的影響，也經常在世界各地旅居，這讓他比“在某一個單一文化群體中的人，更容易具有多元的視角”。也就是說，這種多元視角，讓他更容易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局限性，去思考更加深刻的大問題。而實際上，對戰爭的反感，對個人心靈自由的追求，正是村上春樹寫作中一貫的主題。人們只看到他描寫的青春情感，卻沒有注意到他很早就從個人的孤獨中走了出來，追求一種更加深刻、宏大的寫作。

　　早期的村上春樹，的確有一個階段是在不厭其煩地書寫著青年們的情感故事。這些寫作的素材既來自他的生活經驗，也是他選擇的一種寫作策略——因為青年角色總是受歡迎的。村上春樹新書《小城與不確定性的墻》中文版譯者、翻譯家施小煒對《中國新聞周刊》提到，此前，村上春樹幾乎全部小說的主人公都是青年，他筆下的主人公沒有和作者一樣漸入老境，而是青春永駐，永遠定格在了青澀、美好的年代。這樣的設定是頗為“討巧”的，能為他的小說贏得不同年齡層的讀者。因為年輕人能從他的作品中讀取同齡人的共鳴，中老年人也可以從中看到難忘的記憶。

　　不過，成名后的村上春樹，很快就不再滿足于“青春文學”的定位。他立志將寫小說作為畢生的職業，并開始以一個純文學作家的標準要求自己。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挪威的森林》在全世界的暢銷，他也獲得了到美國旅居、教書的機會。從那個時期開始，村上春樹就開始試圖用更社會化、更寬廣的視野去寫作。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美國期間，他開始撰寫《奇鳥行狀錄》，開始正式探索一種帶有歷史感的寫作方式。這篇小說在光怪陸離的幻想中，正面描寫了日本人在戰爭中犯罪的恥辱感，出版后也廣受好評。

　　從美國回到日本以后，村上春樹想要探索大世界的心態更加明顯。他曾經花費一年時間，采訪了震驚世界的“日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的多位受害人，并以此為依據撰寫了一部名為《地下世界》的非虛構文學作品。他也很關注戰爭受害者的心理，曾多次講述自己和父親之間的心理隔閡。晚年他還坦陳，因為得知父親曾經是侵華日軍中的一員，可能間接參與過對中國人的侵害，導致他一直對戰爭的受害者抱有愧疚心理，甚至因此影響了自己的生育意愿。因為這些挖掘和探索，在他近年推出的兩部長篇小說《1Q84》《刺殺騎士團長》中，人們發現，村上春樹有了更宏大的視角、更深的歷史感，其作品的內涵也越發深刻、厚重起來。

　　如今，復雜而又多面的村上春樹已經75歲，也終于開始有了對衰老的感知。他還是堅持著跑步、聽音樂、筆耕不輟的生活，但他已不是當年那個用青春情懷來對抗世界的青年，而是進化成了一位成熟的、人類心靈世界的探索者。這種心態，正如他在新書《小城與不確定性的墻》的開頭，引用的英國詩人柯勒律治的詩句中所寫到的：“在那里，圣奧爾夫河滔滔流過，穿越無數深不可測的洞窟，瀉入一片暗無天日的大海。”這片幽深的、屬于心靈世界的大海，正是村上春樹想通過文學帶領讀者抵達的領域。

　　參考資料：

　　吳雨平《村上春樹：文化混雜現象的表現者》，2003年第5期《外國文學研究》

　　村上春樹《我的職業是小說家》，新經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施小煒譯

　　村上春樹《小城與不確定性的墻》，讀客文化/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施小煒譯

　　《中國新聞周刊》2024年第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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