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14日電 題：防范“金德爾伯格陷阱”，中國何以走出大國新路？

　　——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張宇燕

　　作者 崔白露

　　放眼全球，國際形勢日趨復雜，百年變局疊加世紀疫情，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大國博弈加劇。

　　在這一大背景下，“金德爾伯格陷阱”論引發關注。該觀點認為，大國之間權力轉移所帶來的公共產品提供者缺位，將會引發全球治理危機。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張宇燕教授，近日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指出，金德爾伯格研究的本質問題，是經濟學上由來已久的“集體行動難題”。防范“金德爾伯格陷阱”，國際社會既要以制度改革和創新破解“集體行動難題”，共建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也需增信釋疑，加強合作，共擔全球治理責任，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金德爾伯格陷阱”這一命題的本質是什么？為何近年來有學者用其解釋全球治理危機？

　　張宇燕：1973年，美國經濟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在其著作《1929-1939年世界經濟蕭條》中提出，在全球權力轉移過程中，當時的新興大國美國沒能夠接替霸權國英國承擔全球治理責任，最終導致經濟衰退和世界大戰。這一觀點后來被其他學者概括為“金德爾伯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并用以解釋今天中美權力轉移可能引發的全球治理危機。

　　討論“金德爾伯格陷阱”，需要對與之相關的關鍵概念加以界定，包括全球問題、全球治理和集體行動難題。最一般地講，全球問題指的是影響范圍涵蓋全球、其解決或應對需要世界各國參與方可實現的問題。世界各國解決或處理全球問題的過程或方式便是全球治理。國際問題和國內問題的本質區別之一，就在于不存在凌駕于各主權國家之上的世界政府。在此背景下，全球問題的解決只能通過主權國家或國家集團之間的磋商談判或討價還價，即在行為準則上達成有約束力的普遍共識來實現。在這一意義上，全球治理表現為不同問題領域內人類自我約束的國際制度或國際規則，其執行者主要是國際機構或國際組織。

　　全球問題與全球治理的性質引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全球問題和全球治理都是有成本的；二是治理收益享有是不排他的，亦即治理收益等價于公共產品。這無形中為“搭便車”行為提供了激勵。結果全球治理這一造福世界的好事，就會因為想搭別人“便車”又不想讓別人搭自己“便車”的動機而“多磨”，乃至出現治理赤字，甚至造成“公地的悲劇”。由此可見，金德爾伯格所關注問題的理論“硬核”，即美國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出版于1965年的《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所說的“集體行動難題”。

　　對氣候變化這一全球問題的治理便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氣候變化是亟待解決的全球問題之一。只要每個國家都努力減排，大家就都能從中獲益。但由于付出成本減排帶來的好處可以共享，結果很可能出現“搭便車”現象，導致好事多磨。

　　中新社記者：如何應對全球治理中的“搭便車”和集體行動難題？大國應在其中發揮何種作用？

　　張宇燕：縮小全球治理赤字，關鍵是要鏟除“搭便車”這一導致集體行動難題的土壤，讓造福世界的公共產品能被順暢且有效地提供。關于這一點，奧爾森教授曾提出兩個重要條件或途徑，其一是組成集體的成員要盡量少，二是設立“胡蘿卜+大棒”的“選擇性”激勵機制。如果一個集體由少數成員構成，那么每個成員所能分享到的成果便相對更多，對集體成果的貢獻大小也更容易識別和測量。如果在一個集體內有賞罰分明且執行到位的制度，則集體成果的實現也就有了保障。

　　具體到全球治理，奧爾森教授的“選擇性激勵”設計有較強的普遍適用性，因為良好的機制設計帶來良好的績效已得到廣泛驗證。然而，就小規模集體這一條件而言，現實世界與之并不十分吻合，至少聯合國有193個成員國是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此外，奧爾森理論隱約地假定了集體內每個成員的地位平等，而這一點在現實世界中難以成立。這就引出了國際問題研究的另一大特點，即不同國家的國際影響力差別巨大。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大國應該在全球治理中發揮什么作用？

　　不難發現，世界大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著領導或主導作用。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大國在人才儲備、經驗積累和機制設計等方面具有相對優勢。要知道全球治理的機制設計是一項極為復雜的系統工程。

　　其次，大國受全球問題的影響更大，因而有相對更高的積極性參與全球治理。一般而言，每個國家都是全球治理的一個利益攸關方(stakeholder)，但它們各自與全球治理的利益攸關程度(stakeholding intensity)有高有低。設想有一個倉庫，大國存放物品價值占總價值的60%，其余國家占40%，這時誰會更關心倉庫的安全呢？無疑是利益攸關度高的大國。

　　理想的情況是，大國均以人類共同利益為出發點，肩負起大國責任，帶領各國努力達到全球公共產品的最佳提供水平，亦即所有國家對全球公共產品作出的貢獻在邊際上等于各國得到的收益。這時的全球治理狀態處于經濟學上的“林達爾均衡”(Lindahl equilibrium)狀態。盡管現實中達到這一狀態困難重重，但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以此為目標并身體力行責無旁貸。

　　中新社記者：除了您談到的集體行動難題，還有哪些因素造成全球治理危機？當今世界是否陷入了所謂“金德爾伯格陷阱”？

　　張宇燕：當前全球治理赤字和治理機制失序，除了前述集體行動難題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霸權國將國際規則工具化或武器化。

　　在一個大國之間相互競爭的環境里，以國際規則為存在形式的全球治理通常是非中性的。這樣一來，大國間的競合便轉化為努力制定于己有利的規則的博弈，甚至將治理規則作為維護自身利益、打壓競爭對手的武器。

　　顯而易見的一個例子就是WTO改革，發達國家集團力圖將中國定位成發達國家和非市場經濟國家，其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施加更嚴格的規則壓縮中國的發展空間。本屆美國政府提出將聯合盟國和伙伴國，通過制定一系列國際規則以阻止中國主導全球未來產業。美國這一對華政策的本質是試圖利用非中性國際規則，打造一把“規則之鎖”，將中國鎖定在全球價值鏈供應鏈的中低端。

　　當“規鎖”策略難以奏效時，美國又開始根據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劃分合作伙伴，打造平行體系，筑起“小院高墻”，將中國排除在全球價值鏈之外，從而縮減中國的市場規模。相關例子很多，最有代表性的是推行所謂“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創立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TC)，新建“印太經濟框架”(IPEF)。

　　當今世界治理赤字加大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霸權國對全球治理成本與收益的計算既考慮絕對福利又考慮相對福利。能改進自身絕對福利更好，比如通過分工與交換獲得貿易收益；能改進相對福利也行，比如拉大與競爭對手的差距，甚至不惜損害自身的絕對福利。

　　總之，說當今世界正在掉入“金德爾伯格陷阱”絕非危言聳聽。

　　中新社記者：國際社會應如何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和公共產品困境，防范化解“金德爾伯格陷阱”？

　　張宇燕：防范化解“金德爾伯格陷阱”危險，當前的任務是世界各國就全球問題的嚴重性以及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形成共識，并在此基礎上重建信任，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正面臨的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相互關聯，其中最根本的是信任赤字。國家間的信任，尤其是大國之間的信任無法恢復，全球治理也就無從談起。

　　達成共識、恢復信任的基本途徑，從一定意義上講也是全球治理的目標，在于構建一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在這里，“公正”有兩層含義：其一是自愿原則，大家的事商量著辦，最后形成的治理規則必須征得各國同意；其二是平等原則，亦即國際規則的約束力適用于每一個國家。

　　“合理”也有兩層含義：其一是效率原則，即制定的國際規則要管用，具體方案有操作性；其二是權利與義務統籌考慮原則，其中的關鍵詞是統籌。舉例來說，全球在減少碳排放上已形成共識，但在制定具體約束性減排指標時出現了分歧：從增量上看，2021年全球363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中國約占三分之一，部分國家據此認為中國應設立更高減排目標；但從存量上看，1850年至2021年間美國和中國分別排放了5090億噸和2840億噸二氧化碳。由此就出現了“存量公平”與“增量公平”的統籌問題。

　　中新社記者：在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的當下，中國能為全球治理作出何種貢獻，提供哪些中國智慧？

　　張宇燕：隨著自身不斷發展，中國的國際地位和角色有了前所未有的變化，日益成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在世界變局和全球治理中發揮穩定性建設性作用。

　　首先，樹立正確角色觀，準確看待自身與世界的關系。中國是大國，也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中，要把握好分寸，在發揮積極示范作用的同時，也應繼續通過與他國合作，共擔應對全球挑戰的責任。

　　其次，推動國際制度改革和創新。全球治理由一套規則體系構成，公正合理的制度能讓各國自愿接受并遵守。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一直致力于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不僅支持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現有國際制度改革，也積極倡議建立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新的國際機構，推動國際制度的“存量”與“增量”齊頭并進。

　　最后，從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帕累托改進”(Pareto Improvement)是西方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意思是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至少一個人的境況變得更好。比較而言，中國人的傳統思維中有更高追求?？鬃又v“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意為僅僅自己“立”“達”是不夠的，必須讓所有人均有獲益。我的同事趙汀陽先生據此提出“孔子改進”概念。毫無疑問，“孔子改進”涵蓋了人類共同命運之意，比“帕累托改進”具有更高遠的境界。

　　今天，圍繞發展和安全等世界重大議題，中國倡導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中國方案”，均融入了以人為本、普惠包容、和諧共生、互利共贏等中國傳統哲學觀念，包含著千百年來中國人的處世之道和國家交往之道。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新源泉。(完)

　　受訪者簡介：

　　張宇燕，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國家全球戰略智庫首席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委員，長期從事制度經濟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出版《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1992)、《國際經濟政治學》 (2008)、《美國行為的根源》(2015)、《中國和平發展道路》(2017)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