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就在這里留守了，死是一定要死的，不過我要一個機會，死我一個時，換日本兵廿幾條命。妻：別再想我回來，也別想我一個全尸。孩子還小，這是我的懸念。不過你我都受高等教育，我幸而不必擔憂你以后的生活，是我剪斷我自己生命的線，你收起你的淚珠。永別了。

　　——無名抗日戰士的信

　　我們不知道他的名字，在這場戰爭中，一個普通戰士的姓名被人遺忘，是太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我們只知道他是一個青年，結過婚，有妻子，有孩子，他與妻子都受過高等教育——這一點并不稀奇，當淞滬戰爭在1937年8月13日爆發時，上海各所高校的學生都踴躍報名參軍，加入戰斗。盡管他們握慣筆桿子的手握住槍桿時稚嫩而又生疏，但他們自信滿滿，相信自己的一腔熱血會成為捍衛腳下土地的鋼鐵壁壘。

　　當這些飛揚著英雄夢想的青年，走上戰場后，就會發現英雄與烈士之間的距離，比生與死之間距離還要短，有時僅僅是一發在陣地爆發的炮彈，一顆直射過來的子彈，就能決定一名士兵是成為浴血搏殺的英雄，還是被掀起的焦土連同身體和姓名一并掩埋起來的又一個犧牲者。當他們選擇寫下書信(有的求助于會寫字的同袍)之時，他們已經抱著必死之心在向牽掛的人訴說，如果他們注定犧牲在這里，這是他們作為逝者給生者最后的幾句“只言片語”。

　　無名故事

　　一名叫胡國丙的士兵，曾經與一名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在同一個戰壕中并肩作戰。8月23日，日軍從張華浜、蘊藻浜附近同時登陸上岸，直插中國軍隊守備薄弱之處。戰斗從當天凌晨時分一直持續到次日下午五點，敵軍的攻勢愈發猛烈。“前一天，我們憑著工事的掩護，沒受傷，也時常給予敵人回擊，可到了后來，敵人的炮火越來越猛了，光是槍炮聲就差點把耳朵給震聾了，只覺得腦袋昏昏沉沉的”。

　　胡國丙擔心身邊的大學生是第一次上戰場，還不習慣，于是回過頭，剛想提醒他一下，卻發現這名大學生“趴倒在戰壕上，雙眼緊閉，一動也不動，槍支已掉落在他的身旁，腦袋歪倒一旁，額頭上的血止不住地往下淌”，胡國丙心頭一驚，急忙過去仔細一看，才發現他已經犧牲多時了。

　　這一天，是胡國丙23歲開始的第一天。在幾天后，他自己的生命也險些定格在23歲。就在他轉換射擊姿勢的一瞬間，一顆子彈從他的左眼下方穿進，從右耳飛出——“當時我感到嗡的一聲，腦中一炸，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當他醒來時，槍炮聲已經消失了，戰斗已經結束了一天多，他在戰場上昏迷了整整一天，右耳還在滴著血。在接下來的一天一夜里，他咬緊牙關，一寸一寸地爬出了陣地，直到快到蘇州河的時候，他遇上了一個老太太，“她看到我這副樣子，便給我找了吃的，還給了我些水喝，另外還把我的傷口簡單地包扎了一下，我就這么逃過了一次次死亡的威脅”。

　　如果那顆子彈不是從他的眼下直穿而過，而是射進大腦；如果他不是在戰斗結束后醒來，而是在昏迷中失血過多；如果不是憑借毅力，一寸一寸地爬出了戰場，如果不是被路人救起，那么他很可能也會成為千千萬萬倒在戰場上的無名戰士之一。不會有人知道他的故事，也不會有人從他的口中聽到那個大學生士兵的犧牲——他沒有留下只言片語，同樣，也沒有留下他的名字。

　　視死如歸

　　“現在我們就在這里留守了，死是一定要死的，不過我要一個機會，死我一個時，換日本兵廿幾條命。”

　　讓胡國丙險些成為無名亡魂的戰斗，發生在上海之戰的開端，而寫下這封信的無名戰士，卻要拼力留守這座城市的最后一個堡壘——四行倉庫。這座屹立在蘇州河畔高大的水泥建筑，被認為是上海最堅固的建筑之一，負責帶領這支守軍88師524團第一營營長楊瑞符，將它描述成一座“天然堡壘”：

　　“儲存了幾千萬包糧食，第一、二、三層都是小麥雜糧之類，四層與五層是牛皮與絲繭，都是很有用處。一層至三層，我們做了三天就完全告成。將每個窗戶門口封閉了，南墻邊的麻包，推擠了五米厚，北邊各門口，筑有十幾米厚，是從地板到屋頂。第四層因為材料不夠，并為引誘敵人多多消耗彈藥，實際我們無人住在第四層，第五層工事昨天已經完成，這層工事非常好，比敵人侵占的交通銀行倉庫高得多，我們完全可以控制敵人，敵人對我們沒有辦法。”

　　這番描述給人的感覺，仿佛是這支守軍占盡地利人和，勝算在握。但事實上，就像這位無名戰士在信中所寫的那樣，“死是一定要死的”——當這支守軍進駐四行倉庫時，就已經清楚地知道，他們除了手中所有之外，不會再有任何補給；除了這座倉庫之外，不會再有任何防御；除了彼此弟兄之外，不會再有任何援軍——他們是一支孤軍。1937年10月27日零時20分，當這支守軍，走向四行倉庫時，每一名士兵，都對他們的團長謝晉元所下達的動員令，做出了堅決而肯定的回答：

　　“誰愿意死守的，舉手！”

　　四百二十只手，都高高地舉起，哪怕他們自知自己踏向的是注定的墳墓——這支孤軍做出這般視死如歸的抉擇，是出于一腔保家衛國的赤誠熱血，沒有人會否認這一點。但他們身上背負著更艱巨的使命，這是戰略決策高層為他們劃定的職責：遠東第一國際都會上海爆發的戰爭，已經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日軍的侵略暴行已經昭彰于列國眾目睽睽之下。一個屢挫屢敗、堅強不屈的中國形象，已經開始在國際社會的內心中扎下根來。上海軍民堅強抵抗，盡管付出犧牲巨大，卻迫使勢利的國際天平從袖手旁觀偏向支持正義的中國一方——國際的支持意味著資金援助和軍火支持，這對武器裝備儲備不足的中國來說，無異于雪中送炭。盡管上海戰況發展，使中國軍隊不得不為保存實力而選擇撤離，但為了維系國際對中國抗戰的信心，必須塑造出一個足以提振國際信心的抗爭不屈的中國軍隊形象。而塑造這一國際形象的重任，就落到了守護四行倉庫的這支孤軍的身上。

　　這支孤軍，或許無法理解這一使命的重要性，但他們本身視死如歸的信念，卻足以支撐起這一使命。他們幾乎可以說是帶著一種歡愉的情緒，踏向早已預知的光輝而壯烈的死亡。

　　從某種程度上說，敵軍團團包圍的戰火，為這支孤軍最后的榮耀之戰，更增添了幾分熾烈的光輝，就像一名記者所描述的那樣：

　　“我們瞭望過去，那是一個火的海，火的海。在火的大海上，風定時，火的波浪，鄰儷似一幅平而精致的大紅織錦，但當風起來了時，火的波濤就也起來了。火的波濤，洶涌，火的大海，奔流。”

　　他們站在四行倉庫的樓上，向北，他們會望見這片大火的海，“自己是火海邊上的一座孤島，自己在這孤島上的八百人的孤軍，他們南望望見那邊的靜靜的黑夜，有千萬顆星星樣的燈火，在這黑夜中灼灼的發光”——那里是租界，漂浮在戰火烽煙之中閃著浮世幻光的幻境仙島。如今，那里擠滿了蜂擁逃難的難民，也站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他們都將目光投向這座火海中的孤島，或緊張、或激動、或悲愴、或好奇、或興奮，宛如欣賞一部宏大立體而震撼的戰爭大戲。

　　但這場大戲中的主角們卻無暇關注那些觀眾的感受，因為，槍聲響了。

　　只言片語

　　當這位無名戰士寫下這封給妻兒的信時，四行倉庫的戰斗已經持續了一天。在過去的那個白天里，他幾番與死亡擦身而過。就在這支孤軍全體進入四行倉庫的一個小時后，日軍便占領了團部原先所在的北站大樓。三個小時后，第一撥敵人逼近四行倉庫。日軍發起了幾輪進攻，都被守軍猛烈的炮火擊退了。盡管這一天的戰斗，成功擊退了來犯的日軍，但敵人的包圍圈也越來越收緊。

　　最令人感到悲傷的，是眼睜睜看著英勇的同袍犧牲。倉庫的守軍看到在一個小房子里有一個士兵躲著，他不屬于駐守四行倉庫的88師，而是一個趁大部隊撤離時偷偷留下的士兵。他像猴兒一樣靈活，伏在二樓一間屋子的角落里，向日軍瞄準射擊——他是靠著精準的射擊“向日本兵索取了很多代價”——“可是他的最后誰也不知道，大約是葬身火窟了吧”——同樣，也沒有人知道他的姓名。

　　死亡無時不刻盤旋在身旁，士兵們隨時準備用一顆子彈，一發炮彈將自己的生命俘獲。同袍的死亡與創傷也在急劇增加，他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受傷的戰友痛苦呻吟，“他們一個接一個死去，我們卻一點辦法都沒有，有的傷員甚至請求戰友給他一槍，盡快結束他的痛苦。”

　　沒有人想過自己可以活著走出這座倉庫，就像沒有人想過自己走出倉庫投降一樣——他們注定是已死之人了，以往，都是生者給死者寫悼文和哀辭，但他們，作為一群抱定必死之心的人，給生者寫下最后的只言片語，無異于是死者寫給生者的書信，因為他們篤定信念，當對方收到自己的書信時，自己已經與對方生死兩隔。

　　“你給你老婆的遺囑上少寫些肉麻吧，老王，我他媽的，就是我，這一營里我頂笨，不識字，筆桿兒比槍桿兒還重。老王，你寫完了給你老婆的信，給我老婆也寫一封。要寫得美。”

　　并不是每一名士兵都能寫出像這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士兵那般“是我剪斷我自己生命的線，你收起你的淚珠”凄美的詞句。有些士兵雖然識文斷字，但他們的文采也僅止于諸如：

　　“人生于世，不免一死，死得光榮，才是英雄本色。今日東洋飛機來了多時，弟弟，我不免一死，你孝養父母。”

　　而守衛四行倉庫的88師的士兵，大多數是來自鄉下目不識丁的農家子弟。就像一名士兵多年后回憶的那樣，當部隊到他們家鄉去抽壯丁，抽簽抽中了就被拉走，逃也逃不了。他們中的許多人正如那位叫嚷著“筆桿兒比槍桿兒還重”的士兵一樣，甚至連自己的名姓都不會寫。他們只能拜托識文斷字的同袍幫助寫信給家人，“無非是一些對父母寬慰的話”。然后，咬破手指摁上自己的手印，就像當初他們被強拉壯丁時摁上手印一樣。

　　這些信被聚攏在一起，用繩子扎了好幾大札，趁著天色昏黃的時候，從窗戶投了出去。如果他們注定死在這里，這是他們寫給活著的世人最后的書信。

　　終會重逢

　　電影《八佰》中表現了一個情節，兩個攝影記者帶著一個攝像機來到四行倉庫，拍攝下了倉庫中士兵們的戰斗日常。盡管這個細節足夠生動，但它是虛構的——自始至終，從未有一名記者甘冒槍林彈雨，奔赴四行倉庫，為這些抱定必死決心的勇士留下他們視死如歸的證據。我們對四行倉庫中所有情況的了解，都來自于那些被送出傷兵的口述和最終撤離倉庫的將士們的采訪和事后的回憶，經由記者和文學家的整理報道和加工，呈現給當時的讀者與未來的歷史學家。

　　10月30日凌晨11時許，就在日軍開始用重迫擊炮和平射炮對倉庫進行猛轟時，四行倉庫的守軍們得到了來自軍事最高統帥直接下達的撤退命令。日軍用密集炮火阻住孤軍退路。大開探照燈追蹤企圖撤入租界的孤軍士兵，進行掃射。許多孤軍戰士在撤退時犧牲，但更多的人越過火線幸存下來。根據團長謝晉元在接受采訪時稱“我在內士軍，共為四百二十名，撤退時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難外，余者入醫院治療中”。

　　沒有人知道給妻兒寫下“是我剪斷我自己生命的線，你收起你的淚珠。永別了”的那名無名戰士，是在幸存的377人當中，還是在犧牲的43人當中。他的生死，一如他的姓名，以及那些被捆扎起來送到外面的書信一樣，都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

　　但我們知道他曾經愛過一個人，有過一個家庭，并且為了他的家人以及他們生活的這片土地浴膽奮戰過，想象他披肝瀝膽英勇殺敵的不屈戰士的樣子，與想象他懷抱妻子，撫弄孩子的為人夫人父的樣子，都同樣可親可愛，也都寫進了那封他以已死之人的覺悟寫給生者的書信中。

　　一剎那幾多生死，那些有名的，無名的，那些寫下的、沉默的，都在這場戰爭中走向了自己或輝煌、或沉寂，或壯烈、或平靜的結局。那些抗爭著的、不屈的、被遺忘的，往往聚集在同一個人的身上。因此，在最末，或許應該引用一位同樣無法得知名姓的戰士留下的文字，我們知道這位戰士喜歡上了一位十九歲的護士，他們在戰場上相識，彼此悅慕，卻從未向對方表白，因此這位士兵只得將自己的思慕寫在隨身的日記本上。我們知道他一直很幸運，從未掛過彩，被同袍稱為“福將”，我們知道，在他記述的最后一場戰斗中，他所在連的趙排長陣亡了，第四連的連長掛了彩，但整個連里掛彩的不過八十人，然而“彈藥不足，沒有后援”，我們知道在這場戰斗中，連隊的楊排長躺在他的身邊，“腿部的傷，大概要鋸”，我們也知道，他所深深戀慕的那名可愛的女護士，很可能死在了這場戰斗中。就在他日記最后的那一頁，兩個日本兵沖了進來，將他撞倒了。

　　我們不知道這場日記中未寫完的戰斗的結局，就像我們不知道他的姓名一樣。我們唯一知道的是，他已經死了，因為這本日記是在難民區的舊衣攤的一件血衣中發現的，據賣衣人說：“是從死守南市的士兵尸體上剝下來。”

　　或許我們對他無法再知道得更多一點。但或許——這一點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彼此相愛的人終會重逢——即使，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姓名。

　　附：

　　弟弟，我已用這許多不美麗言語

　　算是詩來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嚨多啞，

　　你永不會回來了，我知道，

　　青年的熱血做了科學的代替；

　　中國的悲愴永沉在我的心底。

　　啊，你別難過，難過了我給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樣想過了幾回：

　　你已給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樣，獻出你們的生命；

　　已有的年輕一切；將來還有的機會，

　　可能的壯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愛，家庭，兒女，及那所有

　　生的權利，喜悅；及生的糾紛！

　　你們給的真多，都為了誰？你相信

　　今后中國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頭，比自己要緊；那不朽

　　中國的歷史，還需要在世上永久。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為何我還為著你哭？

　　只因你是個孩子卻沒有留什么給自己，

　　小時我盼著你的幸福，戰時你的安全，

　　今天你沒有兒女牽掛需要撫恤同安慰，

　　而萬千國人像已忘掉，你死是為了誰！

　　——林徽因《哭三弟恒》

　　1941年3月14日，林徽因的三弟林恒在成都空戰中犧牲。在寫給好友費慰梅的信中，她如此寫道：“我的小弟弟，他是一個出色的飛行員，在一次空戰中，在擊落一架日寇飛機以后，可憐的孩子，自己也被擊中頭部而墜樓犧牲了。”梁思成匆匆趕往成都，收斂林恒的遺體，埋葬在一處無名墓地中，他回來時，將林恒的遺物：一套軍禮服、一把畢業時由學校發的佩劍，小心翼翼用黑布包裹起來，藏在衣箱的最底層。他還從林恒的遇難處帶回一塊飛機殘骸，后來，林徽因將這片殘骸掛在了自己臥室的床頭。

　　撰文/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