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上午，山西省襄汾縣陶寺遺址博物館前，觀眾排起了長隊。博物館推出背誦《尚書·堯典》或《五帝本紀·堯》全篇免門票活動。“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一名小學生用時1.5分鐘挑戰成功，贏得大家鼓掌稱贊。

　　“陶寺遺址有不少考古發現與這兩篇古文記載相契合，希望通過背誦經典的方式，讓大家感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入了解陶寺文明的獨特魅力。”臨汾市陶寺遺址發展中心負責人成麗霞表示。

　　陶寺遺址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大型聚落遺址，距今約4300年至3900年，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四大早期都邑性遺址之一，其考古新發現、研究新進展為古史探索提供了新材料，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收并蓄、連綿不絕特質的有力實證和生動寫照。

　　不久前，陶寺遺址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全面展現了陶寺遺址作為早期國家都城的璀璨文化和恢宏氣象。

　　匯聚重點文物

　　從空中俯瞰，陶寺遺址博物館外觀呈“中”字形，象征著陶寺文化對中華文明起源及早期國家形成、發展的重要作用。

　　步入大廳，兩面大型浮雕墻映入眼簾，右邊雕刻中華文明探源工程4個典型都邑遺址——良渚、陶寺、二里頭、石峁的代表性文物，左邊雕刻世界四大文明古國的文化元素。“整體表達的是站在陶寺看早期中華文明，再由中華文明看世界文明。”陶寺遺址博物館副研究館員劉甜介紹。

　　博物館展廳面積約5000平方米，基本陳列以“光被四表 協和萬邦”為主題，分為“文明蘊化”“煌煌都邑”“早期國家”3個單元，并特設考古專題展廳，匯聚陶器、玉器、銅器、漆木器等文物230件（套），生動展示了陶寺遺址在城址規劃營建、手工業制造、藝術創造等方面的突出成就。

　　步入“煌煌都邑”展廳，一件玉璇璣引人注目，這是2024年陶寺遺址中期墓地新出土的文物之一。“它的外緣有齒牙，推測是用來觀測天象的，具體功能還有待研究。”劉甜說。

　　陶寺中期王墓M22出土的圭尺首次公開亮相。這是一件黑、綠、紅三色相間的漆木桿，與早期貴族墓葬M2200出土的立表配合使用，應是古代天文歷法觀測儀器。

　　展柜旁的電子屏上播放著用圭表測日影的演示動畫：圭尺平放于地，立表垂直豎立，正午時刻，陽光照在立表上，投下的影子可用圭尺上的刻度測出長短。

　　《周禮》記載，建王都必在“地中”。圭表測量的夏至日影長度正是測定“地中”的標準。陶寺圭尺從頭端到第11格刻度長39.9厘米，合陶寺1.6尺（專家研究認為陶寺1尺為25厘米）。1.6尺與《周髀算經》記載“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的“地中”標準吻合，說明陶寺已經存在“地中”概念。

　　展廳中還展出了銅齒輪形器（復制品）、沙漏（復原品）等器物，它們可能是計時的工具。有學者推測，陶寺先民已能精準管理時間與空間，為王權和社會服務。

　　彩繪蟠龍紋陶盤是陶寺遺址核心文物之一。陶寺遺址共出土4件龍盤，此次展出的龍盤原件出土于早期大墓M2001，是體量最大的一件。此盤褐色胎，器表灰色，內壁以紅白兩色繪蟠龍紋。陶寺龍盤紋飾具有以下特點：均是蟠龍，盤曲如蛇；身體上有鱗狀斑紋，似鱷；口銜枝狀物；有的頭部兩側方形似耳，有的帶鋸齒狀牙齒。

　　朱書扁壺是陶寺又一代表性文物。扁壺為泥質灰陶制成，是陶寺常見的汲水器，壺上有紅色朱砂書寫的兩處字符。有學者認為這是文字，其中一個為“文”字，另一個字有“堯”“命”“邑”等多種解釋；也有學者認為這只是某種符號。

　　展現都城氣象

　　陶寺遺址1958年發現，1978年正式開啟考古發掘，至今仍在持續。遺址面積達400多萬平方米，其中城址面積280余萬平方米。

　　21世紀以來，尤其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實施以來，陶寺遺址確定了中期大城、宮殿區及宮城、倉儲區、中期大型墓地等重要遺跡，其作為都城的構成要素和特征更加清晰。

　　陶寺遺址分為早中晚三期文化遺存，大致經歷了興起、繁盛和衰落的發展過程。陶寺文化早期就開始筑城。到了中期，城址聚落形態發生了巨大變化：宮城繼續沿用，增建了外郭城，城址面積達到280余萬平方米，完成了由單一宮城向“宮城—郭城雙城制”的轉變。

　　陶寺中期城址復原模型沙盤前，通過空氣成像技術，再現了陶寺城址的景象：“回”字形城址內功能分區齊備，城內西南部的手工業作坊區正在燒陶，河水潺潺流動，先民耕種勞作……

　　陶寺文化晚期，以陶寺為中心的政權被外部勢力征服，有專家認為可能是被西北方向500公里外、以陜西神木石峁為中心的勢力擊敗，大城城墻逐漸被毀，宮殿區衰敗，倉儲區已不存在。陶寺遺址逐漸成為普通聚落，并最終廢棄。

　　陶寺先民十分重視農業生產。展廳里陳列著陶寺遺址出土的粟、黍、稻、豆等炭化種子，還有“倉儲”窖穴、凌陰建筑、水井等復原圖，體現了陶寺農耕文明的發展。“陶寺還出土了相當數量的酒器等，反映出當時農業豐收、物阜民安的社會風貌。”劉甜說。

　　陶寺文明不同群體之間社會地位差異顯著，階級分化明顯。考古人員在早期遺址4萬平方米的墓地里發掘完成1309座墓，其中5座大型墓葬集中分布，有大量隨葬品，許多小型墓葬沒有任何隨葬品。不同階層的居住形式也有明顯差別。展廳里有一組房屋復原模型，直觀地展示了住所的差別：平民住窯洞或半地穴式單間，下層貴族的住宅是雙開間淺地穴，王則在夯土臺基上建立宮殿。

　　陶寺統治者“以禮治國”。在“禮樂文明”展區，擺放著銅鈴、鼉鼓、土鼓、石磬等文物及復原件，激活多媒體設備，便能欣賞陶寺樂器奏出的悠揚樂音。

　　陶寺遺址出土了陶、玉、石、漆木、銅等材質的禮儀用器。展廳里有一件小小的銅鈴，最寬處僅2.7厘米，對角長約6厘米，表面可見氣孔。“這件銅鈴不簡單。”劉甜介紹，這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復合范銅器和銅樂器。陶寺遺址共出土了7件銅器，屬于不同器類，其中，銅鈴和銅璧形器采用了復合范鑄技術，為青銅禮器群的問世打下了技術基礎。

　　在陶寺遺址大型墓葬中，1對鼉鼓、1件石磬、1件土鼓構成固定組合，在入葬時間相差100多年的墓葬里都出現了這樣的組合，且數量和擺放位置一致。“可見陶寺社會已經初步形成了禮制，這是中華文明早期國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劉甜說。

　　陶寺遺址已被確認是一處古國時代的都城，有最高統治者。不少學者認為，這里很可能是堯政權之都。據文獻記載，堯都在臨汾一帶。陶寺遺址的考古發現與文獻中的一些細節吻合，如觀象臺與“觀象授時”、圭尺與“允執厥中”、鼓磬樂器與“命質為樂”等。

　　陶寺究竟是不是堯都？也有學者認為，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闡釋考古成果

　　刻有紋飾的白灰墻皮、灰陶材質的板瓦，展廳里這些建筑材料都出土于陶寺遺址宮殿區。

　　陶寺遺址有宮殿區、倉儲區、墓地、觀象祭祀區、手工業作坊區、普通居住區等明確的功能分區。其中，宮殿區作為大型都邑遺址最核心的功能區，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

　　自2013年至2017年，歷時5年的考古調查確認了陶寺遺址近13萬平方米宮城的存在。2018年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聯合對宮城內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1號宮殿基址進行發掘，基本摸清了1號宮殿基址的規模、年代、堆積情況、布局結構等，對其性質有了初步了解。

　　展廳里以圖片和模型的形式介紹了1號宮殿基址的情況：它位于陶寺遺址宮城內地勢略高的東南部，大體呈長方形，面積近6500平方米，相當于一個標準足球場的大小。“1號宮殿建于陶寺文化中期，它是朝會布令的殿堂，還是祭祀天地祖先的廟宇，有待進一步考證。”劉甜說。

　　1號宮殿基址之上發現2座主殿、東側附屬建筑、中部庭院、東部疑似廊廡等，結構復雜，布局規整，在史前時期遺址中比較罕見。其主殿D1是目前考古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最大的單體夯土建筑。

　　主殿D1坐北朝南，長約26.8米，寬20.3米，總面積540余平方米，其間殘存3排18個柱洞，柱網結構比較清晰。初步判斷，該建筑東西面闊7間，也可能分為東、西兩個宮室，每個宮室均面闊3間，中間為過道。

　　主殿D1以東兩米處，發現了一座面積約100平方米的大型房址，其東南又有兩座面積四五十平方米的小型房址，西部發現一道夯筑較好的“U”形墻垣。它們都是主殿D1的附屬建筑，功用還不太明確。“從這些發現可以看到中國古代宮室建筑的雛形。”劉甜說。

　　1號宮殿基址出土了陶器、骨器、玉器、銅器等小型器物120余件。其中一件銅璧形器，形似玉璧，器體上有兩周共28個小長方形鏤孔，形制特殊，十分罕見。在疊壓1號宮殿基址的陶寺文化晚期地層中出土了一件磨制精細的玉笄。專家指出，這類器物在長江中游的肖家屋脊文化中比較常見，反映了陶寺文明兼收并蓄的特點。

　　在1號宮殿基址西側還有2號夯土基址。2022年以來，考古人員對其進行發掘，大體揭露了該基址的面貌。2號夯土基址面積近600平方米，始建于陶寺文化早期，延續使用至陶寺文化中期，晚期時廢棄。在此發現規整灰坑3處，推測為祭祀坑、窖穴或蓄水坑。坑底發現殘陶窯2座，印證了陶寺晚期該基址徹底廢棄，成為普通生產生活區。2024年，在其西北角外發掘清理了8座小型墓葬，為一處陶寺文化晚期墓地，目前正使用科技手段進行族群分析，或對陶寺族群認同研究有重要意義。

　　探源中華文明

　　陶寺遺址博物館開館當天，“陶寺文化與中華文明”學術研討會在襄汾舉辦，30余位考古文博專家齊聚一堂，探討陶寺文明的內涵和意義。

　　“大規模的城址、宮殿建筑，出土的玉器、銅器以及寫有文字的一些文物，都證明了距今4300年前后，黃河中游地區有高度發達的文化。”良渚博物院院長徐天進表示。

　　“陶寺文明在中華文明由多元邁向一體的過程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教授張海說。

　　在中華文明500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陶寺文明處于什么地位？這要從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說起。

　　2002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啟動，圍繞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陜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師二里頭等四大都邑性遺址以及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遼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遺址，實施重點考古發掘和多學科綜合研究。

　　何以判斷進入文明社會？不同于西方學界基于古埃及和兩河流域考古成果得出的“文字、冶金和城市”三要素說，中華文明探源研究提出了中國方案：一是生產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二是社會分工，階層分化，出現階級；三是出現王權和國家。

　　陶寺遺址發現了都城、宮殿、王族大墓、禮器等，已形成城市和階層分化，初現王權禮制及早期國家的基本面貌。由此可見，陶寺遺址具備了文明起源的要素和標志。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果顯示：大約從距今5800年開始，中華大地進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階段。其中，距今5800年至距今3800年為古國時代。古國時代的第三階段約為距今4300年至距今3800年。專家普遍認為，這一時期，之前較為發達成熟的長江中下游地區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由于自然災害、戰爭等原因，社會發展陷入停滯；中原和北方地區后來居上，開始新一輪的文明化發展，進而形成了以中原為中心的發展趨勢。

　　陶寺文明就處在這個階段，廣泛吸收多種文化元素。“M22墓中出土的玉琮、玉璧、玉鉞、石鉞以及玉獸面等，均非源于本地，而是吸收融合了紅山、大汶口、良渚的玉器文化。”劉甜說。

　　陶寺城址總面積280余萬平方米，現在只發掘了3萬多平方米。目前，在山西省文物局統籌協調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山西大學組成聯合考古隊，繼續探尋陶寺遺址的文明密碼。

　　2021年，陶寺遺址被國家文物局列入《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襄汾縣宣傳部部長李之煒介紹，當地將持續推進陶寺歷史文化保護傳承利用示范區、陶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陶寺文化藝術創意園等建設項目，更好地挖掘、闡釋、傳播陶寺遺址所承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人民日報海外版）